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七章（第3/4页）

由于新省长是真有妻室的，省长官邸失去了自己超独身主义和杂交主义的性质。理所当然，这使一切局长都回到了局长太太身边；秃顶老头子们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情场艳事”，相反，谈起自己满脸皱纹、枯槁干瘪的，或者长满肥肉、胖得无法放血的夫人们，都变得温情脉脉了。

到维亚特卡的前几年，科尔尼洛夫刚离开谢苗诺夫团或伊斯梅洛夫团8，到某省担任文职省长9；上任时，他对官场还一窍不通。起先，他像一切生手一样事必躬亲。一天，突然从另一省送来一件公文，他读了两遍，三遍，还是不得要领。

他把秘书叫来，给他看。秘书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把这公文交到办公厅，您怎么处理呢？”科尔尼洛夫问他。

“我交给第三科办理，这是第三科管的。”

“那么第三科科长懂得该怎么办？”

“大人，他怎么会不懂得，他担任科长都快七年啦。”

“您叫他来见我。”

科长来了。科尔尼洛夫把公文给他，问他该怎么办。科长很快看了一遍，回答说应该向税务局发函查询，向县长发个命令。

“命令什么呢？”

科长有些为难，最后承认这不容易说清楚，但写起来很容易。

“这儿有椅子，请您坐下写吧。”

科长拿起笔，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满了两张纸。

省长拿起公文，看了两三遍，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但我看到，这确实是对那封公文的答复。”他笑笑说，于是道了谢，签了字。这件事以后再没人提起，可见已经解决了。

关于我调往弗拉基米尔的通知，是圣诞节前收到的。我马上收拾行李动身了。

维亚特卡人与我热情地告别。在这偏远城市的商人中，我找到了两三个真诚的朋友。

大家争先恐后向一个放逐者表示关怀和友谊。几辆雪橇伴送我到达第一个驿站，不论我怎么辞谢，我的车上还是堆满了各种食物和酒。第二天我到了亚兰斯克。

过了亚兰斯克，一路上都是漫无尽头的松林。夜间月光皎洁，非常寒冷，小雪橇在树林中狭窄的道路上飞驰。这样的树林我以后再没见到过，它们就这么接连不断，一直伸展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有时鹿会从树林闯进维亚特卡省境。树林中大多是建筑木材。松树直挺挺的，雪橇驶过，仿佛路旁站着一个个高大的哨兵；树顶飘满了雪，黑黑的松针硬毛似的从雪下伸出。你躺在雪橇上，一觉醒来，仍只见一根根松木迅速地向后奔驰，偶尔从树枝上落下一些雪片。换马是在小小的林间空地上，房屋隐没在树木后面，马缚在柱子上，铃声叮叮当当，两三个车累米西小孩穿着绣花衬衫，睡眼惺松地跑出屋子，驿站的沃恰克车夫用干哑的中音与伙伴们吵嘴，大喊：“赶快，赶快”，一边忽高忽低地哼着曲子……然后又是松林，雪—雪，松林……

快出维亚特卡省境时，我不得不再一次与官僚世界告别，它向我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我们停在站上，驿站的马夫正要卸马，一个大汉来到雪橇旁边问道：

“车上是谁？”

“你问这干吗？”

“我奉县长命令前来查问，我是县法院的收发员。”

“哦，那么请你进驿站查看，我的驿马使用证在那里。”

大汉走后，过不一会儿又来了，对车夫说：

“不准给他套马。”

这欺人太甚了。我跳下雪橇，走进驿站。半醉半醒的县长坐在长凳上，向半醉半醒的文书口授书写内容。墙角的另一张长凳上坐着，或者不如说躺着一个人，上了脚镣手铐。桌上杂乱地放着几只酒瓶和玻璃杯，还有烟灰和几叠文件。

“县长在哪里？”我一进屋就高声问。

“县长在这里呢。”半醉半醒的拉扎列夫回答，这人我在维亚特卡见过。他粗鲁无礼地瞪了我一会儿，冷不防张开两臂要跟我拥抱。

这里得补充一下，自从秋法耶夫免职后，官员们看见我与新省长关系融洽，开始有些怕我了。

我用手挡开他，严厉地责问道：

“您怎么可以命令不给我套马？在大路上拦阻旅客，这是什么道理？”

“哦，我是开玩笑，您别生气——为这点事生气，您不难为情吗？”于是向收发员嚷道：“马，吩咐套马，你站在这里干吗，你这土匪！”于是又对我说：“请您赏脸，跟我一起用杯茶，喝点罗姆酒。”

“承情承情。”

“我们还有没有香槟酒？”他扑到桌上查看酒瓶，“全都空了。”

“您在这里做什么？”

“审案子呢。瞧，这小子用斧头杀死了父亲和亲妹妹，起因是吵架，也是争风吃醋。”

“于是你们就在这里拼命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