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13/17页）

例如，我们的小组就是这么形成的，在大学内，它遇到了已经存在的孙古罗夫小组。它的倾向与我们的一样，主要在政治方面，不是在学术方面。斯坦克维奇小组也在那时形成，与两者同样接近，也同样有距离。它走的是另一条路，它的兴趣纯粹在理论方面。

在30年代，我们的信念还太幼稚，太偏激和热烈，不可能不带有排外性。我们对斯坦克维奇小组保持着冷淡而尊重的态度，但不能融洽无间。他们在编制哲学体系，从事自我剖析，满足于精致的泛神论，然而并不排斥基督教。我们的理想是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范例，在俄国组织新的同盟，我们认为科学只是手段。政府的一切作为，都巩固了我们的革命倾向。

1834年，孙古罗夫小组全部被流放，因而消失了。

1835年，我们被流放；五年后回来时，我们经受了锻炼，增加了阅历。青年人的理想已变为成年人至死不渝的决心。这时正是斯坦克维奇小组的黄金时代。他本人我已经无缘得见——他已在德国；但正是在这时，别林斯基的文章开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回来后，我们进行了较量。从双方看，战斗是不平衡的；立足点、武器和语言都不一样。论争没有结果，于是我们看到，现在轮到我们来认真对待学术问题了，我们开始研究黑格尔和德国哲学。当我们理解一切之后，这才发现，我们与斯坦克维奇小组其实无须争论。

斯坦克维奇小组的解体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它对整个文学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影响，只要举出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就够了；它产生了科利佐夫，它的成员中包括博特金和卡特科夫74等人。但是它要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就不能不走上德国纯理论的道路，而这是活跃的俄国人所无法办到的。

在斯坦克维奇小组旁边，除了我们，还有一个小组，它是在我们流放期间形成的，它像我们的小组一样，与它处在犬牙交错的状态；这个小组后来称为斯拉夫派。“斯拉夫人”是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触我们共同关心的人生问题，他们对现实生活和当前斗争，比斯坦克维奇小组热心得多。

自然，斯坦克维奇小组分别向斯拉夫派和我们的小组分化。阿克萨科夫弟兄75和萨马林76参加了斯拉夫派，即投向霍米亚科夫77和基列耶夫斯基弟兄78一边。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转向我们一边。斯坦克维奇最亲近的友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莫逆之交格拉诺夫斯基，从德国一回来就参加我们的小组了。

哪怕斯坦克维奇还活着，他的小组也不能免于没落。他本人也会转向霍米亚科夫或我们一边。

1842年，这个分化和组合的过程早已完成，我们的阵营与斯拉夫派进入了对峙状态。关于这场斗争我将在别处加以叙述。

最后，我想就组成斯坦克维奇小组的分子再讲几句话；这将投下一道光线，让人看到那些奇妙的地下暗流，怎样在悄悄地哺育这个俄国德式机体的健壮肌肤。

斯坦克维奇是沃罗涅日省一个富裕地主的儿子，起先在乡下当少爷，自由自在，后来被送进奥斯特罗戈日斯克中学（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对于优良的天性，富人的、甚至贵族式的教育，也可以大有裨益。富足为一切发展和成长提供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使年轻的头脑不必过早为生活操心，为前途担忧，最后，让人可以充分自由地从事他爱好的活动。

斯坦克维奇一帆风顺，多才多艺；他的艺术与音乐禀赋，加上反应灵敏、观察深入的天性，使他一进大学就崭露头角。他不仅理解力强，富有同情心，而且善于调和矛盾，或者如德国人所说，消灭矛盾，这种才能来源于他的艺术家气质。德国人需要和谐、融洽、欢乐的生活，他们从不计较方法；为了抹杀陷阱的存在，他们用布把它覆盖。布不能承受压力，但深坑不再裸露在眼前。他们遵循这样的途径，走进了泛神论的清静世界，在那里安心睡觉。但是斯坦克维奇是有才能的俄国人，他不可能长期安于“平静状态”。

这从他一毕业便不得不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即可看出。

规定的学习时期结束了；他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不必听从别人的支配，但是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有事需要继续干，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对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具有吸引力。于是他在离开学校之后便睁开眼睛，打量世界了，他发现他在当时的俄国就像一个旅人在荒野上一觉醒来，不论往哪里看，只见到处是遗迹，到处是死者的白骨，到处是野兽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虚，在这里灭亡是容易的，而斗争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继续从事，不必违背良心和志趣的，便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