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14/17页）

于是斯坦克维奇埋头钻研理论；他认为他的使命是当一名历史学家，他开始研究希罗多德79的著作。可以预料，这种研究是不会带来什么成果的。

他想上彼得堡，那里似乎热火朝天，那里的戏剧活动也令他神往，而与欧洲又近在咫尺；他还想担任奥斯特罗戈日斯克中学的名誉校长，决心“在这平凡的园地上”当一名园丁——这比研究希罗多德更难取得成效。实际上他向往的是莫斯科，是德国，是大学中的同窗好友，是他所憧憬的事业。没有亲近的朋友，他活不下去（这又可证明，他当时身边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斯坦克维奇需要同情，这种心理如此强烈，以致他有时甚至凭空臆造，把人们根本没有的同情和才能赋予他们，并赞赏不已80。

但是他具有一种能耐，使他不必经常乞灵于这种虚构，这就是他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杰出人物，而他善于正确地对待他们，凡是得到他真诚相待的，总是终生成为他的知交，他也总是用自己的言行使他们获益不浅，减轻他们的负担。

在沃罗涅日，斯坦克维奇常上当地唯一的图书馆借书，他在那里遇见一个贫穷的青年，这人是平民，谦逊，忧郁。原来他的父亲是牲畜商贩，斯坦克维奇的父亲也是他的主顾。牲畜商的年轻儿子获得了斯坦克维奇的好感，他读过许多书，喜欢谈论学问。他们接近了。青年人露出羞涩而胆怯的神色，自称他也在练习写诗，还红着脸说，他要把它们拿给他看。斯坦克维奇在伟大的天才面前愣住了，可是这个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还没有树立信心。从这时起，他始终关心着他，直至科利佐夫的诗歌传遍整个俄国，受到普遍赞美为止。这个贫穷的小牲畜商在父母的压力下，得不到丝毫同情与温暖，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如果没有遇到斯坦克维奇，很可能只得在伏尔加河边驱赶着牲口，让自己的诗歌湮没在寂寞的草原上，而俄国也不会听到这些美妙的、亲切感人的诗歌。

巴枯宁从炮兵学校毕业后，进了近卫军当军官。据说他的父亲由于对他不满，亲自要求把他调往作战部队。他随着炮兵辎重车驻在白俄罗斯的偏僻村庄中，孤单寂寞，性情变得古怪而孤僻了；他什么也不干，整天穿着皮袄，躺在床上。队长同情他，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提醒他，应该或者工作，或者退伍。巴枯宁从未想到他有这权利，当即提出辞职申请。批准之后，巴枯宁到了莫斯科；从这时（大约1836年）起，巴枯宁开始了严肃的生活。从前，他什么问题也不研究，什么书也不读，德文也很差。他天生擅长辩证的方法，具有坚韧不拔的、顽强的思维能力，凭着这些天分，他在没有计划、无人指导的状况下，涉猎光怪陆离的各家学说，在自学的道路上摸索。斯坦克维奇了解他的才能，引导他专心研究哲学。巴枯宁从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中学会了德文，然后着手钻研黑格尔，完全掌握了他的方法论和逻辑学——而后来谁没接受过他的教导啊！我们和别林斯基，夫人们和蒲鲁东，都是这样。

但是别林斯基同样也直接从那个源泉汲取过力量；斯坦克维奇对艺术、对诗及其与生活的关系的观点，在别林斯基的文章中，发展成了那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强劲有力的批判，那种对世界和生活的新见解，它们震惊了俄国的整个思想界，使一切腐儒学究惶恐不安，望风而逃。斯坦克维奇不得不出来约束别林斯基，后者那种冲破一切樊篱的天才是热烈而无情的，它疾恶如仇，与斯坦克维奇美学上稳健的中庸之道发生了抵触。

与此同时，斯坦克维奇还得像兄长一样支持和鼓励格拉诺夫斯基；后者文静，和蔼，耽于沉思，当时正处在消极悲观状态。斯坦克维奇写给格拉诺夫斯基的信是优美动人的，而格拉诺夫斯基也是多么爱他啊！

斯坦克维奇去世不久，格拉诺夫斯基写道：“我还没有从最初的打击中苏醒过来。灾难本身并不使我震动，我早已有了预感。但直至现在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只是有时心里闷得发慌。他带走了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应该感激他的实在太多了，这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他对我们的影响是无穷的，美好的。”

……可以这么讲的人有多少啊！——也许他们已经讲了！……

在斯坦克维奇的小组内，只有他和博特金两人是富裕的，完全不必为衣食担忧。其余的人虽然千差万别，其实都是无产者。巴枯宁的父母对他断绝了接济；别林斯基是琴巴雷地方小官吏的儿子，因“缺乏才能”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只得靠写文章的微末收入糊口。克拉索夫81毕业后，到外省一个地主家当临时家庭教师，但是与宗法制农奴主一起过活叫他受不了，于是他在严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