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12/17页）

诗人和艺术家在自己真正的作品中始终是具有民族性的。不论他做什么，对他的创作怀着什么目的和思想，他所表现的，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流露民族性格的某些气质，而且会比民族历史本身表现得更深刻，更显著。甚至在抛弃一切民族色彩之后，艺术家仍不会丧失某些主要特征，使人们可以据以看出，他系何许人。歌德在希腊式的《伊菲格涅亚》72中，在东方风味的《诗集》73中，仍是德国人。确实像罗马人所说的，诗人是“先知”，但他们抒发的决不是乌有之物或偶然现象，他们只是把存在于群众朦胧意识中尚未被察觉的、处于昏睡状态的东西，形诸笔墨而已。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精神中自古以来存在的一切，都由一个人囊括无遗地作了表现；它的每一条纤维，每一个迹象，每一种世代沿袭的迫害，都无意之间在他那里取得了形态和语言。

大约谁也不致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特别是大多数民众，都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直至今日，他们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要知道他们对自己也不很了解呢。但是英国人走进剧场，由于意气相投，本能上会了解莎士比亚，这是我毫不怀疑的。他听戏的时候，随着戏剧的进展，会觉得愈来愈了解，愈来愈明白。法国人聪慧敏锐，接受能力强，这样的民族应该也可以了解莎士比亚。例如哈姆雷特，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性格，尤其在充满疑虑和苦闷的时代，在意识到某种罪恶勾当正在身旁进行，而德行遭到背弃，卑鄙宵小之徒飞扬跋扈的时代，很难设想谁会不理解这样的人物。然而一切努力与尝试都无济于事，对于法国人，哈姆雷特依然是陌生的。

上世纪的贵族一贯鄙视俄国的一切，但事实上他们仍像俄国人，比仆役之像农奴还像得多。由此可见，青年人也决不会因为读了法国和德国的科学著作便失去俄罗斯性格。一部分莫斯科的斯拉夫人，正是拿着黑格尔的书走上极端斯拉夫主义道路的。

这里要谈的那些小组，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俄国生活的回答，是它的深刻的内在需要引起的自然反应。

1825年转折之后的停滞时期，我已谈过多次。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剩下的是一些惊慌失措、软弱无力、灰心丧气的人，他们头脑空虚，胆小怕事；现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废物窃据了要津，他们逐渐变成了趋炎附势的生意人，失去了对酒高歌、雍容华贵的豪迈诗意和任何独立自主的尊严感。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无雄才大略。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在这个贵族社会下面，民众的广阔世界保持着冷漠的沉默；对于他们，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境况很糟，但并不比以前更糟，新的打击不是落在他们伤痕累累的背脊上。他们的时代尚未到来。在这个屋顶和这个地基之间，一批孩子首先抬起了头，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这有多么危险。但是不论怎样，这些孩子惊醒了俄国，俄国开始思考了。

理论与客观生活实际截然相反的矛盾，使这些孩子感到惊愕。教师、书本、学校讲的是一回事——这“一回事”，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是能够接受的。父母、亲戚和周围的人们所讲的又是一回事，而这“一回事”，无论思想和感情都无法赞同，但是它却得到执政当局的嘉许和物质利益的鼓舞。教育与习俗之间的这个矛盾，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贵族的俄罗斯那么突出。披头散发的德国大学生，把圆制帽戴在七分之一的脑瓜上，干着惊世骇俗的越轨行为，然而他们与德国市侩阶级的血缘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法国大学生由于竞争和虚荣心作怪，变得清癯消瘦，然而已不难看出，他们是未来善于钻营投机的精明人物。

我们这儿，受教育的人总是十分罕见。但是有机会受教育的，他们获得的与其说是渊博的知识，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人道精神；它一旦被接受，就能使每一个学生人化。然而“人”正是升官发财和振兴地主家业所不需要的。因此不得不或者重新失去人性（许多人正是这么做的），或者暂停前进，扪心自问：“难道一定要做官不成？难道当地主真的很好吗？”于是一部分比较软弱、缺乏毅力的人，开始过闲散生活，他们以骑兵少尉的身份退伍，隐居乡间，穿长袍，玩古董，打牌，喝酒；另一些人则开始了考验和内心活动的时期。他们不能生活在双重人格中，又不甘心同流合污，否定自我；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对同样折磨年轻一代的各种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从而导致了分裂为不同的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