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10/17页）

一天他在一个文学家64那儿用膳，这时正是耶稣受难周的斋期，吃的是素餐。

“您几时变得这么虔诚的？”他问。

“我们吃斋也是不得已，”文学家回答，“总得为人表率啊。”

“为人表率？”别林斯基问，气得脸色发白。“是做给那些仆人看吧？”他又说一遍，离开了座位。“您的仆人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们，他们受骗了。这种对弱者、对无知者的愚弄，这种助长愚昧的假仁假义，比任何公开的罪恶更坏，更不人道。您以为您是自由人吗？您与一切帝王、神父和剥削者不过是一丘之貉。再见，我不能为了愚弄人民吃斋，我不想为人表率！”

在那些已彻底德国化的俄国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大学的硕士，刚从柏林回来65；这位好好先生戴一副蓝眼镜，墨守成规，拘泥礼节，已被哲学和语文学弄得头脑迟钝，冥顽不灵，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可是这个有些迂腐的书呆子偏爱高谈阔论。一次在那位恪守斋期、要为人表率的小说家的文学晚会上，硕士大放厥词，发表了一通冠冕堂皇、四平八稳的议论。别林斯基靠在墙角的躺椅上，我走过时，他一把拉住我的衣襟，说道：

“你听见这个混蛋在胡诌什么吗？我的舌头早已忍不住了，可是胸口有些痛，人又太多，我央求你行行好，捉弄他一下，给他点颜色看，想几句话挖苦他，反正这是你的拿手戏，来吧，替我出出气。”

我哈哈大笑，对他说，他怂恿我做这事，正如唆使哈巴狗去捉老鼠。我与这位先生可说素昧平生，而且几乎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晚会临近结束时，戴蓝眼镜的硕士大骂科利佐夫66抛弃了人民的服装，骂了一会儿忽然把话题一转，谈到了恰达耶夫的著名《书简》，他的话庸俗无聊，口气却那么妄自尊大，令人觉得好笑，最后他说道：

“不论怎样，我认为他的行为是卑鄙的，可耻的，这种人为我所不齿。”

有一个在场的人是熟知恰达耶夫的，这便是我。关于恰达耶夫，我以后还有不少话要讲，我始终爱他，尊敬他，也为他所爱，我不能对这种粗野的攻击置之不理。我严厉责问他，他是否认为，恰达耶夫写这文章是别有用心或者言不由衷的？

“完全不是。”硕士回答。

这就开始了不愉快的对话，我向他证明，把“卑鄙”、“可耻”这类形容词加在敢于直抒己见、并为此承受痛苦的人身上，这行为本身就是卑鄙可耻的。于是他向我大谈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团结，破坏这种团结便是犯罪，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

突然，别林斯基打断了我的话，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脸色像纸一样白，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道：

“事情很清楚，他们要当审判官和检察官，统治人民的思想……”于是他滔滔不绝说了下去。

他的话具有振奋人心的威力，在严厉的措辞中夹杂着匕首似的讥刺。

“瞧他们那副大义凛然的架势！鞭打——他们无动于衷，流放西伯利亚——他们无动于衷，可是一旦恰达耶夫触犯了他们的民族荣誉，他们就开口了：不准讲话！讲话就是大逆不道，奴隶从来没有资格讲话！在比较文明的国家，人们的感觉应该也比在科斯特罗马和卡卢加发达一些，为什么在那里倒不怕人讲话？”

“文明的国家里有监狱，”硕士说，露出一副无与伦比的得意神色，“监狱可以把亵渎全民族荣誉的疯子囚禁起来……这么做非常好。”

别林斯基挺直了身子，这时他像巨人一样，神色是可怕的，他把两手合抱在衰弱的胸前，逼视着硕士，用深沉的嗓音回答道：

“在更文明的国家中有断头台，它可以处死那些认为这么做非常好的人。”

说完这话，他已精疲力竭，倒在安乐椅上，不再作声。听到“断头台”，主人面色发白，客人目瞪口呆，大厅中一时鸦雀无声。硕士被弄得十分尴尬，但人的自尊心在这种时候偏偏不肯善罢甘休。屠格涅夫劝人在卷进一场风波怒不可遏时，讲话之前先把舌头在嘴巴内卷动十来次。

硕士不懂得这个简便的办法，继续喋喋不休，但这些废话与其说是对别林斯基，不如说是对其他人讲的。

“不论您如何偏激，”他最后说，“我相信有一点我还是与您一致的……”

“不！”别林斯基回答，“随您怎么花言巧语，我与您什么也不会一致！”

大家笑了一会儿便吃夜宵去了。硕士也拿起帽子走了。

……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痛苦，很快损伤了别林斯基虚弱的肌体。他的脸，特别是嘴角边的肌肉和凝然不动的悲愤目光，都说明他内心活动的激烈，体力消耗的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