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8/17页）

然而她的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了。

过了两三个月，奥加辽夫路过诺夫哥罗德，给我捎来了一本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46。我刚读了开头几页，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打倒伪装的衣衫，打倒隐晦曲折，打倒拐弯抹角，我们是自由人，不是桑恩斯47的奴隶，不需要把真理隐藏在神话中！

在我的哲学热的全盛时期，我着手写了一系列文章，这就是《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48，在那里我顺便鞭挞了一下医师。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别林斯基。

他于1840年去彼得堡，过了几个月我们也到了那里。我没有找他。我与别林斯基的争执使奥加辽夫很伤心，他明白，别林斯基的荒谬观点只是暂时性的疾病，我也这么看，但奥加辽夫比我善良。最后，他写信强使我们见面。我们的会晤起先是冷淡的，不友好的，不和睦的；但无论别林斯基或我都不是大外交家，在无关紧要的闲话中间，我提到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这篇文章。别林斯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涨红了脸，非常坦率地对我说道：

“谢天谢地，您谈到了这个问题，要不，我的牛脾气真叫我不知从何开始才好……您胜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个月，比一切论证更能说服我。这件倒霉事不必再提。我告诉您一个情况就够了：前几天我在一个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工兵部队军官；主人问他，想不想认识我？军官凑在他耳边问：‘这就是那篇关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文章的作者？’主人说：‘是。’军官冷冷地回答道：‘谢谢，我不想认识他。’这一切我都听到了，我再也忍不住，热烈地握住军官的手，对他说：‘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向您致敬……’瞧，这还需要说什么！”

从这时起直到别林斯基谢世之日，我与他都是手挽手前进的。

可以预料，别林斯基会用尽他尖刻的语言，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先前的观点。但他的朋友中有许多人是不够光彩的，他们的保皇派立场超过了君主本人，他们不幸非常英勇，力图保卫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们并不拒绝体面的停战。

一切实事求是的有识之士都转向了别林斯基一边，只有顽固的形式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与他分道扬镳。其中一些人钻进了德国烦琐的死科学的牛角尖，失去了与生活的一切联系，然后默默无闻地消失了。另一些人变成了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者。黑格尔和斯特凡·亚沃尔斯基49的结合，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却是可能的；拜占庭神学正是一种肤浅的决疑论，一套逻辑公式的游戏，与形式主义地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并无二致。《莫斯科人》50的一些文章已不容怀疑地证明，哲学与宗教的鸡奸可以达到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

别林斯基扬弃了对黑格尔的片面理解，但绝对没有抛开他的哲学。恰恰相反，哲学观念和革命思想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它们那生动、精确、独特的结合。我认为，别林斯基是尼古拉时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1825年后硕果仅存的自由派分子波列沃伊之后，在恰达耶夫那些阴森的文章51之后，别林斯基那愤世嫉俗的否定从痛苦中诞生了；他热烈干预一切问题，在一系列批评文章中，不管切题不切题，他无所不谈，带着始终不渝的憎恨攻击一切权威，并经常上升到诗的灵感的高度。他所分析的作品大抵只是为他的出发点提供一点材料，半路上他便抛开它，专谈某一问题。《奥涅金》中一行诗句：“所谓亲戚便是这么一群人”52，已足够他借题发挥，把家庭生活传到法庭上，剥开亲属关系的画皮。谁不记得他那些论《旅行马车》53，论屠格涅夫的《巴拉莎》54，论杰尔查文，论莫恰洛夫55和哈姆雷特的文章？他坚持原则，始终如一，无所畏惧，在书报审查制度的暗礁间巧妙地航行，英勇地抨击文化界的学阀，抨击三个上层阶级的作家，抨击御用的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这些人随时企图把反对他们的人置之死地，软的不成便用硬的，反驳不成便用密告陷害。别林斯基无情地鞭挞他们，那些迂腐狭隘的风花雪月的讴歌者，那些文明、善行和温情的鉴赏家，他们浅薄的自尊心无不受到他的挖苦。他嘲笑他们视作珍宝的内心思想，他们在风烛残年焕发的诗情画意，他们靠安娜绶带掩盖的天真稚气。为了这一切，他们对他真是恨之入骨！

从斯拉夫派说来，它是通过与别林斯基的鏖战正式形成的；他尽情讽刺他们，连他们戴的农民皮帽、穿的老式粗呢上衣也不放过。只要想一下，别林斯基起先是在《祖国纪事》上撰文，而基列耶夫斯基56最早出版的卓越期刊名叫《欧罗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