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6/17页）

有一句哲学名言造成的危害最大，德国的保守派企图用它调和哲学与德国的政治状况，它便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28，这只是充足理由律29、逻辑和事实统一的原则的另一说法。黑格尔这一被曲解的名句，在哲学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吉伦特党人30保罗说的话：“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31。但如果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如果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反对它的斗争只要也是现实存在的，就也是合理的。从形式上看，这两句箴言纯粹是同义反复，但不论是否同义反复，它直接引导到承认当前的政权，使人停止斗争，而这正是柏林的佛教徒们所期望的。这种观点不论怎样违背俄国精神，我们莫斯科的黑格尔主义者们却公然奉为至理名言，跟着它走上了歧途。

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最容易激动、最富于辩证精神的勇猛战士，那时他鼓吹的不是斗争，而是印度的静观哲学和理论研究。他信仰这种观点，面对任何后果而毫无惧色，也不向任何道德说教低头，在可以使没有主见的懦夫望而生畏的别人的议论面前，他绝不退缩一步；他不知胆怯为何物，因为他是坚强的，真诚的，他的良心是纯洁的。

“您可知道，”我对他说，想用自己的革命的最后通牒使他慑服，“从您的观点来看，您可能证明压在我们头上的丑恶的专制政体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回答，给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32。

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争执影响了别人，小组分裂为两个阵营。巴枯宁企图进行调停，劝解，讲得苦口婆心，但没有取得真正的和平。别林斯基一怒之下，带着不满情绪去了彼得堡，从那里向我们发出了最后一批炮弹，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的文章。

这时我与他断绝了一切往来。巴枯宁虽然争论激烈，但开始自我反省了，他的革命精神在把他推向另一边。别林斯基责备他软弱，退让；他的偏激情绪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也感到吃惊。但是群众站在别林斯基一边，他们瞧不起我们，骄傲地耸耸肩膀，认为我们已经落伍了。

在这场内讧中，我看到必须追本溯源，认真从事黑格尔的研究。我甚至想，没有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蒲鲁东的《社会经济矛盾》33中接受过考验，没有经历过这熔炉的锤炼的，都算不得完备的现代人。

等我习惯了黑格尔的语言，掌握了他的方法，我才发现，我们的观点比黑格尔的追随者的观点，与黑格尔更接近得多。他早期的著作是这样，凡是他才气横溢、一往直前、忘记了“勃兰登堡门”34的时候，都是这样。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空前解放了人，彻底摧毁了基督教世界，摧毁了过时的传统世界。但它（也许是故意的）采取了艰涩的表达方式。

正如在数学中（只是那里更有权利这么做）人们不会回头去确定空间、运动、力的定义，只会让它们的性质和规律继续进行辩证的发展，在哲学形式的理解上也是这样，一旦习惯了那些原则，人们就只是继续从那里推演出结论。一个新手还不能使方法变成习惯，与它打成一片，因此总是把这些教条和惯例当作思想本身，抱住不放。早已熟谙此道，因此不可能毫无偏爱的人们，便难免奇怪，这么“明摆着”的事物，为什么别人偏不理解。

怎么能不理解如此简单的真理，例如：“精神是不灭的，只有个体才会死亡”——这个思想已由柏林的米希勒在其著作中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35。还有一个真理更为简单，即绝对精神是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同时其本身也能进行自我认识的个体。

所有这些事物，在我们的朋友们看来都如此简单明了，以致他们嘲笑“法国人”的反驳，使我有一个时期感到压力极大，只得刻苦钻研，务必把他们的哲学“行话”弄得一清二楚才成。

幸亏烦琐哲学也像神秘主义一样，与我极少因缘，我把它的弓拉得太紧，结果弦断了，情况也清楚了。奇怪的是，使我达到这一点的是我与一位夫人的辩论。

一年后，我在诺夫哥罗德认识了一位将军，我与他来往是因为他最不像一个将军。

他的家庭是阴郁的，空气中含着眼泪，显然死神刚从这里经过。白发过早覆盖了他的头顶，慈祥凄恻的笑容比皱纹流露出更多的忧患。他五十来岁。在他妻子苍白消瘦的脸上，摧残一切生机的命运，留下了更加清晰的痕迹。他们过得太寂寞了。将军在研究力学，他的妻子每天早晨给一些贫穷的女孩子上法文课，她们走后，她就读书；这里鲜花很多，也只有它们使人想起另一芬芳馥郁、阳光灿烂的时期；柜子里还放着玩具，只是已经没有人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