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4/17页）

德国哲学是由米·格·帕夫洛夫8移植到莫斯科大学内的。哲学教研室已于1826年撤销。但帕夫洛夫讲授的不是物理学和农业概论，而是哲学概论。听他的课未必能学到物理学，也不能学到农艺学，然而他的讲课使人获益不浅。帕夫洛夫站在数理系门口向学生发问道：“你希望了解大自然吗？但什么是大自然？知识又是什么呢？”

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年轻人跨进大学时对哲学一窍不通，只有教会中学学生对它有些概念，然而完全是被曲解了的。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帕夫洛夫在课堂上叙述谢林和奥凯恩9的学说，他讲课具有雕塑似的明确性，没有一个自然哲学家比得上他。如果说他还不能在一切方面做到透彻明了，那么过错不在于他，而在于谢林哲学的晦涩难懂。帕夫洛夫应受责备的，毋宁说是他停留在这哲学的《摩诃婆罗多》10上，没有经历黑格尔逻辑学的严峻锻炼。但他甚至对自己的专业也没有超出引言和概论一步，最低限度，他的教学内容是这样。这种停留在入门阶段不想登堂入室的现象，这种没有屋顶的房屋，没有房屋的地基，这种通向简陋住所的华丽前室，是完全符合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我们满足于前室，不正因为我们的历史还刚刚在叩门吗？

帕夫洛夫没有完成的事，由他的一个学生——斯坦克维奇完成了。

斯坦克维奇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终生一事无成，但在莫斯科青年中他是黑格尔的第一个追随者。他研究德国哲学，造诣极深，没有功利观念；他天赋的非凡才能，把许多友人引进了他所向往的活动。这些人是非常卓越的，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大群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别林斯基、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11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流放前，我们的小组和斯坦克维奇的小组不太融洽。他们不喜欢我们那种几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政治倾向，我们也不喜欢他们那种几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思辨倾向。他们称我们为投石党分子12和法国人，我们称他们为感伤主义者和德国人。我们和他们公认的第一个人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对双方都伸出了友谊之手，以自己温厚的爱与和解的天性扫除了彼此误解的最后痕迹；但是当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他还在柏林，而可怜的斯坦克维奇在科摩湖边13已奄奄一息，那时他才二十七岁。

斯坦克维奇体弱多病，天性文静，是诗人和幻想家，这样的人必然更喜爱直观和抽象思维，不愿接触生活中纯粹的实际问题。艺术的理想主义对他是合适的，在他夭折前年轻苍白的额上，这成了一顶“胜利的桂冠”。其他人太强壮，也太少诗人气质，不能长期留在理论思维中而不转向生活。纯思辨倾向是完全违背俄罗斯性格的，我们不久即会看到，俄国精神怎样改造黑格尔学说，我们的现实天性，尽管已剃度为哲学的僧侣，仍要发挥作用。但在1840年初，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还没有想到要为精神反对理论文章，为生活反对抽象概念。

新的友人接待我，像接待流亡者和老兵，接待出狱的囚徒，从奴役或放逐中归来的人，他们怀着尊敬和宽容的心情，欢迎我参加他们的行列，但同时毫不退让，暗示他们是今天的，而我们已属于昨天，要求我们无条件接受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而且尊重他们的解释。

他们孜孜不倦地探讨这些著作，三卷《逻辑学》，两卷《美学》，以及《哲学全书》等，没有一节没有经过几个通宵的热烈论争。彼此友爱的人们，由于对“无所不包的精神”的定义各执己见，整整几个星期不相往来，由于对“绝对个性及其自我存在”看法不一致，彼此攻击，相持不下。一切毫无价值的小册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县城出版的德国哲学书，只要提到黑格尔的，无不被一一搜罗来，在几天之内读到书页破烂、脱落、沾满污迹。弗朗凯尔14在巴黎听说，俄国人公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整个年轻一代都在用他用过的那些字母，解决各次幂的方程式，他感动得哭了，那么，一切湮没无闻的韦尔德、马海内克、米希勒、奥托、瓦德克、沙莱尔、罗森克兰茨15，以及被海涅惟妙惟肖地称之为“黑格尔哲学司阍者”的阿尔诺德·卢格16本人，如果知道，他们在莫斯科的马罗谢卡街和青苔街17之间，如何引起激烈的战斗和论争，大家如何诵读和抢购他们的著作，他们一定也会失声痛哭的。

帕夫洛夫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的阐述深入浅出——浅显却并不损害德国思想的深度。相反，现在一些年轻哲学家，接受了一套特殊的术语，不把它们译成俄语，却全部照搬，为了方便省事，还原封不动保留了所有的拉丁文，只是加上斯拉夫语尾，按俄文七格变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