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3/17页）

人是残酷的，只有历尽坎坷才能变得温驯；孩子残酷，因为他年幼无知；青年残酷，因为他以纯洁自豪；神父残酷，因为他以圣徒自居；学究残酷，因为他自负是饱学之士——我们全都铁面无情，每当自恃有理的时候，更是寸步不让。人心融解和变软，通常是在遍体鳞伤之后，在翅膀灼伤之后，在意识到自己的没落之后，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之后——当他独自一人，没有旁观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软弱而渺小。心变得温厚了，于是他一边揩干惊惧和羞愧的汗珠，怕人看见，一边为自己寻找辩解的理由，但找到的却是别人的理由。从这时起，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才使他感到厌恶。

那时我还离此甚远！

敌对状态时起时伏地继续着。满腹怨恨的女人在我们不知宽容的追击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这种纠纷中不能自拔，她挣扎，倒下，可是没有改变。感到自己无力取胜，她为烦恼和委屈所苦，为没有爱情而嫉妒。她那些混乱的思想，毫无系统地取自乔治·桑的小说，取自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使她对任何问题获得鲜明的概念，却把她从一种谬误引向另一种，引向她错认为独立自主精神的乖戾行径，引向所谓女性的解放，根据它，她从现存的和公认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否定她所不满的一切，又固执地保留其他的一切。

决裂成为不可避免了，但奥加辽夫仍对她恋恋不舍，拖了很久，想挽救她，对她寄托着希望。当她身上有时冒出一股柔情，或者一缕诗的气息时，他便准备永远忘记以往的一切，开始和谐、静谧及爱的新生活；但她无法克制自己，再度丧失平衡，而每次的反复只是使她愈陷愈深。他们之间的纽带一丝一丝地痛苦地坼裂，终于无声地磨破了最后一条线——他们决裂了。

在这一切中，有一个问题令人难以理解。奥加辽夫对周围一切人产生的强烈影响，激发了共鸣，足以把外人引向崇高的境界，引向共同的事业，偏偏在这女人心头轻轻掠过，未留下丝毫有益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何况他热爱她，为了挽救她而花的力气和精神，比花在其他一切方面的多；并且她自己起先也是爱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对这问题考虑过许久。开头我当然责备一方，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个奇怪的反常的事实是可以解释的，它本身并无矛盾。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间发生影响，比对一个妇人发生影响容易得多。在教堂内传道，在讲坛上说教，在课堂上讲学，比教育一个孩子容易得多。在讲堂内，在教堂和俱乐部中，共同的志愿和趣味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为了它们而汇集一堂，以便继续发展它们。奥加辽夫小组的成员包括从前的大学同学，年轻的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对于某些人，这信仰事实上并未成为他们的生命问题，他们就相继离开，由另一些人所代替，这种自由选择的亲和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巩固了人们的思想和团结精神。

与妇人的接触纯粹属于私人生活，它的基础不同，那是一种神秘的生理亲和性，一种自发的本能。我们先是接近，然后才互相认识。有些人，生活没有一定的目标，思想没有一定的准则，均势是容易建立的；他们一切都无定论，他让步一半，她让步一半；即使不让步，也不足为患。相反，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的人，一旦发现她并非他所想象的那种人，便张皇失措。仓促间，他就想唤醒她，但在多数场合，只是使她惶恐和混乱。她与旧的一切隔绝了，但思想并未获得解脱，她只是被抛进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峡谷，却认为已经脱胎换骨，于是傲慢，自大，粗枝大叶地推翻旧事物，不加选择地接受新事物。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涂账，一片混乱……这并不奇怪，缰绳丢开了，利己心失去了控制……可是我们却以为已经大功告成，站在讲台上对她继续说教！

教育的才能，就是善于耐心地爱，全心全意地、持之以恒地、忠诚不渝地爱，这是比其他一切更为罕见的才能。关怀备至的母爱，说理充分的辩证法，都不足以完全代替它。

难道不是由于孩子不易教育才责骂他们吗？有时对大人也是这样，因为责骂是容易的。我们自己无能，却用惩罚向他们进行报复！

这是奥加辽夫当时就理解的；正因为这样，大家（包括我在内）才会责怪他过于温和宽厚。

……聚集在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已经与以往不同。除了我们，只有两个老朋友还在。调子，趣味，活动——一切都变了。斯坦克维奇7的朋友们占了主要地位；巴枯宁和别林斯基站在他们前列，他们每人手执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年轻偏激，而没有这种偏激情绪，就不可能有杀身成仁的热烈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