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

不谐和音——新的朋友们——狂热的黑格尔主义——别林斯基、巴枯宁及其他人——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及和解——在诺夫哥罗德与一位夫人的辩论——斯坦克维奇小组

1840年初，我们告别了弗拉基米尔与可怜而狭小的克利亚济马河。离开我们结婚的城市，我的心情是悲痛的、惶恐的；我预见到，那单纯而深刻的内心生活不会再有了，必须多挂些帆，应付不同的风浪了。

不会再有那种孤独而漫长的郊外散步，在那里我们隐没在大草原中，这么鲜明地意识到大自然的春天和我们的春天……

不会再有那种冬日的夜晚，在那时我们彼此紧挨着坐在一起，掩上书本，谛听大雪橇的吱吱声和铃铛声，不由得回想起1838年3月3日，或者我们5月9日的旅行……

不会再有了！

……人们早已知道，也用各种方式歌唱过，“生命的五月只有一次，永不再来”1，然而成年的六月，那繁忙的劳作，那路上的碎石，还是使人感到意外。在思想、感情和意愿的代数学中，青春漫不经心地向前飞驰，商数如何不必理会， 也无需考虑，只有爱情，啊，未知数找到了，一切归结为一个人，一切得通过一个人，他们共同的就是可贵的，他们中意的就是美好的，其余一切都不在话下：只要他们心心相印，哪管得周围一片凄凉！

可是青春的道路上总要长出荆棘荨麻，它们迟早会刺痛肌肤，钩破衣衫。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把弗拉基米尔随身带走，可依然认为，五月尚未过去。我甚至觉得，回到莫斯科就是重新回到大学时期。周围的一切也加深了这个幻觉。同样的住宅，同样的家具，这就是那间屋子，我和奥加辽夫曾在这里锁上房间，密谋策划，尽管参政官和我父亲近在咫尺——啊，这就是他本人，我的父亲，他老了，背驼了，但仍像当年一样，随时预备责怪我回家太迟。“明天是谁讲课？测验在哪一天？放学后得找奥加辽夫……”这是1833年啊！

奥加辽夫真的在这里。

他获准回莫斯科比我早几个月。他的家又成了老朋友和新朋友聚会的中心，尽管从前的一致性消失了，大家还是同情地围绕着他。

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一样，奥加辽夫天然赋有一种独特的磁性，那种女性的吸引力。别人虽无明显的原因，却乐于靠拢和接近这些人。他们鼓舞、联合和安慰人们，他们是公开的餐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入席，从中汲取力量，获得休息，提高勇气和信心，然后作为一个朋友离开这儿。

熟人们侵占了他许多时间，有时他也为此苦恼，但并未关上大门，依然和颜悦色地迎接每一个人。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大缺点；不错，光阴过去了，消失了，但得到了爱，不仅是亲密朋友的爱，还有外人和其他弱者的爱；要知道，这是抵得上读书和各种活动的！

我从来不能明白，为什么要责备奥加辽夫这类人游手好闲。工场和作坊的观点在这里未必合适。我记得，还在大学时期，一天，我们与瓦季姆一起喝莱茵葡萄酒，他越喝越烦闷，突然，眼中噙着泪珠，背诵了唐·卡洛斯的话，而唐·卡洛斯是背诵尤利乌斯·恺撒的话：“二十三岁，不朽的业绩还一事无成！”2这使他忧心忡忡，以致用尽力气，一巴掌打在绿酒杯上，把手割破了一大块。事情确实如此，但是无论恺撒，无论唐·卡洛斯和波沙3，无论我们与瓦季姆，都未曾说明，为什么要干不朽的业绩？有工作就应该去做，问题在于是为工作而工作，还是为了流芳百世？

这一切还是模糊的；而且什么叫工作？

工作，事业4……官员们只知道民事和刑事工作，商人只承认经商是工作，军人把立正稍息，在和平时期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叫作他的工作。我认为，成为整整一群人的中心和纽带，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被隔绝和被奴役的社会中。没有人责怪我游手好闲，我所做的事，有一些曾赢得许多人的赞美，可是他们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中，有多少是反映了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论争，我们无所事事地踯躅街头或在田野上漫步的夜晚，或者那些酒酣耳热、更为闲散的时刻？

……但不久这环境中也吹来了一股逆流，令人想起春天已经过去。当团聚的欢乐平息，酒筵散席，当重要的话题已经讲完，应该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发觉，那无忧无虑的欢快生活，我们从回忆中寻找的一切，在我们的圈子里，特别是在奥加辽夫家中，已不复存在了。朋友们高谈阔论，争争吵吵，有时觥筹交错，但并不愉快，较从前已大为逊色。每人都隐藏着内心的想法，不能畅所欲言；气氛有些勉强；奥加辽夫看了伤心，凯切尔阴郁地扬起了眉毛。在我们的和声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那种刺耳的噪音；不论奥加辽夫的热情和友谊多么丰富，也无济于事，无法消灭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