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5/17页）

我有权利这么说，因为我也被卷进了当时的潮流，我自己就是这么写的，著名的天文学家佩列沃希科夫把这称为“鸟的语言”18，我还觉得奇怪呢。那时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这样的句子：“抽象思想在雕塑领域的具体化，表现自我探索精神之某一阶段，在此阶段它为使其自身得到明确化，从自然内在性还原为在和谐范围内的美之形象化。”很清楚，这里的俄国话，正如叶尔莫洛夫19讲的一次著名筵席上将军们的谈话一样，比拉丁文更外国化。

德国科学习惯于使用矫揉造作、佶屈聱牙的烦琐哲学语言，这是它的主要缺陷，其原因即在于它生活在学院中，生活在唯心主义的大寺院中。这是科学上神父的语言，为信徒们使用的语言，没有一个入门者会懂得它；它像密码电报，必须掌握了密码才能理解。这些密码今天已不是秘密，人们了解它，因而惊讶地发现，科学阐述的道理有条不紊，那些深奥的措辞实际上非常简单。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用普通人的语言讲话的。

机械模拟德国经院学究的行话之所以不可容忍，正在于我国语言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十分灵活。它一切都可以表达：抽象的思想，内心的抒情感觉，“耗子的扰攘奔突”20，愤怒的呼声，妙趣横生的戏谑和惊心动魄的情欲。

除了语言晦涩，还有一种错误更为严重。我们的青年哲学家们不仅损害词句，也曲解了实质。生活和现实的关系，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关系，这种对普通事物的学究式理解，歌德曾通过靡非斯特菲勒斯与大学生的对话，给予天才的嘲笑。21一切本来直接明了的东西，各种寻常的感觉，都被提高为抽象的范畴，再从那里折回时已没有一滴鲜血，成了苍白的代数学符号。这在他们还不失为一种天真作风，因为他们是完全真诚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有人到索科利尼基郊外散步，那么这是为了领略泛神论乐趣，让自己感到与宇宙已融为一体；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喝醉的士兵或一个女人与他谈话，那么这位哲学家不仅是与他们谈话，而且是在通过直接的、偶然的现象，确认人民的实体。夺眶而出的眼泪也被严格分类属于：“精神状态”还是“内心的悲痛感”……

在艺术中也这样。歌德的知识，尤其对于《浮士德》第二部（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它比第一部逊色，或者艰涩难懂），是像衣服之于人一样不可缺少的。在音乐中，哲学占了首要地位。理所当然，罗西尼不值一谈，莫扎特还差强人意，虽然也被认为幼稚和贫乏，可是贝多芬的每一个和音都被进行了哲学分析，舒伯特则被推崇备至，我想，这与其说是因为他那些优美的乐章，不如说因为他采用了哲理的主题，例如《全能之主》和《阿特拉斯》22。与意大利音乐同样被打入冷宫的是法国文学和一切法国产物，因而也是一切政治倾向性。

由此不难理解，我们必然会遭遇并进行厮杀的战场在哪里。论争如果只限于歌德是客观的，但他的客观性是主观的，而席勒是主观的诗人，但他的主观性是客观的，或者相反，一切都会太平无事。然而更激烈的问题不久终于出现了。

黑格尔在柏林担任大学教授时期，部分地由于年老，但双倍重要的是因为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和声誉，故意把他的哲学架空到地平线之上，让它浮在空中，在那里一切当前的利益和情绪都变得模糊不清，正如从气球上俯瞰房屋和村庄一样。他不愿触及这些可恶的实际问题，它们很难处理，而且必须正面给予回答。在科学中强行推销这种暧昧二元论，其荒谬是一目了然的，因为科学的出发点就是要取消二元论，使它变得容易理解。真正的黑格尔是耶拿大学的那个朴实的教授，荷尔德林23的朋友，在拿破仑进城时曾把自己的《现象学》藏在衣襟内24的哲学家，那时他的哲学还不是印度的无为主义，也不是对现存社会形式的辩护，又不是普鲁士式的基督教；那时他不是在宣讲自己的宗教哲学，而是在写天才的作品，如后来刊载在罗森克兰茨写的传记上的《论刽子手及死刑》25。

黑格尔停留在抽象的领域，是为了避免与经验的结论及实际的应用发生接触，为此他非常巧妙地选择了美学这片风平浪静的海洋；他很少走进新鲜的空气中，偶尔涉足也只一会儿，还得像病人一样裹紧衣衫，而且哪怕这时仍要把当代人最关心的问题留在辩证法的迷宫中。簇拥在他身边的一群低能儿（只有甘斯26可说是例外），把文字当作事实，喜欢侈谈辩证法。也许，老头儿看到自己的学生过分自满而又浅薄无知，有时也难免觉得痛心和惭愧。辩证法如果不能体现事物本质的发展，培养这种思想可以说只是纯粹把它作为一种外部手段，以便把形形色色的事物纳入范畴的体系，这是一种逻辑操练方式，其作用正如它在希腊诡辩学派和阿伯拉尔27以后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