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7/17页）

他们有过三个孩子，两年前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死了，他才九岁；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孩子患猩红热，又死了；母亲想换换空气，挽救最后一个孩子，跑到了乡下，过了几天她回来了，与她一起回来的是马车上的一具小棺木。

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它已经结束，只是毫无必要、毫无目的地延续着。他们彼此怜惜，相依为命，唯一的安慰只在于深信，一方的存在对于另一方是必要的，对于度过苦难的残年是必要的。我很少见到更和谐的夫妇，但这已不是夫妇，联系他们的不是爱，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深厚感情；三双冰冷的小手，充满在他们周围和前面的无望的空虚，把他们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不能分开了。

孤苦伶仃的母亲完全沉溺在神秘主义中，和平肃穆的神秘世界，成了她解脱烦恼的避难所，宗教对人心的阿谀哄骗了她。对于她，神秘主义不是游戏，不是幻觉，这是她再次获得的孩子，保卫她的宗教就是保卫他们。但是作为一个智力特别发达的人，她喜欢挑起论争，检验自己的力量。在此前后，我遇见过许多神秘主义者，他们形形色色，有维特贝格和托维扬斯基36的追随者，那些把拿破仑看作神在战争中的化身，走过旺多姆圆柱37要脱帽致敬的人，也有如今已无人记得的“妈爸”38——此人曾亲口对我说，他在蒙莫朗西和巴黎之间的公路上遇见过上帝。这些人大多患有歇斯底里症，他们刺激人的神经，利用人的幻想或心灵，把任意的符号与哲学概念混为一谈，不愿走进明朗的逻辑的田野。

拉·德39坚守虚无世界，毫无惧色。她这种雄辩的艺术才能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一般说来，女性的发展是个谜，从涂脂抹粉，跳舞，打情骂俏，看小说，做媚眼，流眼泪，往往猝然一变，变得意志刚毅，思想成熟，知识渊博。谈情说爱的少女倏地不见，出现了泰罗昂·德·梅里库尔40，屹立在讲台上慷慨陈词，鼓动人民群众；出现了达什科娃公爵夫人41，她年方十八便高踞马上，手持利剑指挥叛军。

对于拉·德，一切都结束了，她没有怀疑，没有动摇，没有理论上的薄弱环节。耶稣会教徒或卡尔文派教士，恐怕都不会像她那样心安理得，坚信自己的学说。

“她失去孩子之后，不是憎恨死，而是憎恨生。这正是基督教所需要的，基督教就是对死的全面讴歌——蔑视尘世，蔑视肉体，不可能有其他意义。因此它才压制一切生命力，压制现实精神，压制享乐，压制健康和欢乐，压制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拉·德甚至发展到不爱歌德，也不爱普希金。

她对我的哲学的攻击是别出心裁的。她讥笑我，要我相信，辩证法的一切表演和奥妙，不过是一场喧闹的锣鼓声，懦夫们可以靠它来掩盖良心的惊恐。

她说：“你们永远不能靠任何哲学找到神的个体，找到不灭的灵魂，你们又没有勇气做无神论者，否定死后的生活。你们是彻头彻尾的人，不可能不怕这些后果，不厌恶和回避它们，所以才想出了那些逻辑的魔术，以便转移视线，达到简单幼稚的宗教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反驳，争辩，但内心觉得我没有充足的论据，她的理由比我的站得住。

一个卫生局长42自告奋勇要帮助我，结果只是使我不得不彻底认输。这人是好好先生，但属于我所遇见的最可笑的德国人之一。他是奥凯恩和卡鲁斯43的忠实信徒，谈问题时引经据典，对一切都有现成的解答，从来不对任何事发生怀疑；他自以为与我完全一致。

医生按捺不住，大发脾气，特别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取胜，便把拉·德的反驳说成女人的异想天开，还引证了谢林关于学院理论的讲演44，念了布尔达赫45的生理学中的几段话，企图证明人身上确有永恒的和精神的因素，而在大自然内部潜藏着某种具有个体的“神灵”。

拉·德早已熟知这种泛神论的“老生常谈”，把他驳得体无完肤，频频含笑向我使眼色。她当然比他有理一些，我苦苦思索，不抱成见，看到我的大夫沾沾自喜，在一旁发笑，不免有些不满。我十分关心这场论争，因此重又发奋攻读黑格尔的著作。我的疑虑痛苦持续了不多久，真理便在我眼前闪现，终于豁然开朗。我倒向了我的对手一边，但并非像她希望的那样。

我对她说：“您是完全对的，跟您争论使我很惭愧；当然，没有神的个体，也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才无从证明它们的存在。您瞧，排除了这些先入之见的假设，一切就变得又简单又自然了。”

我的话使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立刻镇静下来，说道：

“我为您感到惋惜，不过也许事情会逐步好转，您在这条路上不会停留太久，因为它太空虚，太沉闷了。”她笑了笑，又道：“至于我们的大夫，他已不可救药，他不怕待在这迷雾中，连前面一步路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