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八章（第7/9页）

“很抱歉，我不知道！”

“准备了。”我回答，吩咐了仆人。

“感谢上帝；该吃点东西啦，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一早起身，肚子都饿瘪了。”

警察所长放下笔，搓搓手，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的约翰神父好像饿得受不了啦；既然主人不见怪，这是好事，我们就叨扰了。”

仆人端上了几盘凉菜、甜伏特加、果子酒和葡萄酒。

“神父，向主谢恩吧，您是带路人，您开个头，我们才可跟着您走呢。”警察所长说。

神父匆匆忙忙念了一段非常短的祈祷文，便拿起一杯甜伏特加一饮而尽，把一小块面包送进嘴巴，嚼了几口，随即又喝了一杯，然后才慢条斯理地、细心地吃火腿。

警察所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也跟着喝了一杯甜伏特加，对它很满意，便装出行家的神气对我说道：

“我看，您这种茴香甜烧酒是寡妇鲁热的店里酿制的吧？”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儿买的，吩咐把酒瓶拿来，果真，它来自寡妇鲁热的店里。根据伏特加的香味，就能辨别这是哪个商店的产品，这得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啊！

他们吃完后，村长把一袋燕麦和一袋马铃薯装到警察所长的车上；文书是在厨房喝酒的，他一坐上驾车座，车子就驶走了。

教士踉踉跄跄地步行回家，一边还在用一根小木条剔牙缝。我正向仆人交代安葬的事，约翰神父蓦地站住，招招手，村长跑到他跟前，然后回来了。

“什么事？”

“神父要我问您老一声，”村长回答，并不掩饰自己的嘲笑，“安葬后由谁置办酒宴？”

“你怎么回答他？”

“我说，他不必担心，油煎薄饼总是有的。”

马特维安葬了，神父吃到了薄饼和烧酒，然而这一切在我心头留下了一条漫长的黑影。此外，还有一件可怕的事等着我办，这就是通知他的母亲。

但是关于波克罗夫圣母教堂中的这位高僧，我还得讲几句，然后才能把他丢开。

约翰神父不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时髦教士，不懂得希腊文变位和拉丁文句法。他已经七十岁出头，在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20的大村庄上当过半辈子教堂执事，我的姑母要求总主教赏了他一个神父的职位，我父亲的村子正好有个空缺，主教就派给了他。尽管他喝了一辈子酒，酒量越来越大，他还是不能抵挡酒的作用，因此每天一到下午便迷迷糊糊的。在属于他的教区的附近几个村庄里，每逢婚丧喜庆，他总要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农民们把他像一捆烂干草那样抬上马车，把缰绳缚在车辕上，全权委托他的马把他送回家中。那匹识途老马也总是万无一失，把他平安带回府上。神父太太不比他差，也是有酒必醉。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那位十四岁的小千金也能一口气喝下一茶碗烧酒。

农民们瞧不起他和他一家人。有一次他们甚至联合向参政官和我父亲告了状。参政官和我父亲要求总主教查明事实。农民控告他主持圣礼收费太贵，如不预先付钱，丧礼要拖延三天，婚礼则根本不给举办。总主教和宗教法庭发现，农民的控告事事属实，要约翰神父停职反省了两三个月。神父在亲聆主教的教诲之后，回村时不仅加倍喝酒，而且成了小偷。

我听仆人们说，在一次教堂节日中，一个老农民与神父一起酗酒，喝醉后对他说：“嗨，你也太胡闹了，还惊动了主教大人！你不肯好好干，大家自然要收拾你。”神父听了很生气，好像是这么回答：“嘿，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们这些混蛋，我主持婚礼和葬礼时，专给你们念最不吉利的祈祷文。”

过了一年，即1844年夏季，我们又去波克罗夫村。满头白发的神父瘦得多了，但他照样酗酒，照样每天醉得昏昏沉沉的。每逢星期日做完祷告，他总要来找我，坐上一两个钟头，拼命喝烧酒。这使我讨厌，我吩咐别接待他，甚至躲进森林回避他，然而他照旧光顾：“主人不在家吗？没关系，伏特加总在家中吧？他不会随身带走吧？”我的仆人只得把一大杯甜伏特加送进前室，神父喝了酒，吃了咸鱼子酱，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最后，我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了。

一天早晨，教堂的诵经士来找我，这是个身材细长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向后梳，像女人似的；他的满面雀斑的年轻妻子也来了。两人都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擦眼泪。诵经士用不自然的尖嗓子，他的太太用咬不清字音的口齿，争先恐后地说，前两天他们的怀表和首饰匣失窃了，首饰匣里有五十来个卢布，诵经士的老婆找到了贼，这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高僧和基督徒约翰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