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二章（第2/5页）

“毕业后您打算做什么？”一天我问他。

“出家做教士。”他红着脸回答。

“要是您想当教士，那等待着您的命运，您认真考虑过吗？”

“我不可能选择，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从事世俗职业。我会得到充分的时间来读书。”

“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我说，“但我不能不把我的意见坦白告诉您。您的谈吐，您毫不加以掩饰的思想方法，您对我的著作的赞许，加上我对您的命运的真心关怀，以及我的年龄，使我似乎有权对您说这些话。穿上教士的长袍之前，您要郑重考虑。脱下比穿上难得多，可是穿着它很可能使您感到窒息。我向您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您说，您学的神学中是否有一条教理是您绝对信仰的？”

青年人垂下视线，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不能在您面前撒谎——没有！”

“我知道这样。现在您想想您的未来吧。您这一辈子不得不每天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撒谎，背弃真理，而这是违反宗教精神的罪恶，一种明知故犯的、有意识的罪行。您当得成这种两面派吗？您的全部社会存在都将成为弄虚作假。您有何颜面面对诚心祈祷的人，如何用天堂和灵魂不灭来安慰垂死者，如何为人赎免罪过？何况还要您开导分裂派教徒，审问他们！”

“这多可怕！多可怕哟！”青年人说，垂头丧气地、不安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

“我来找您是为了告诉您，”他说，“您的话，我再三考虑过了。您完全正确，我不能担当神职。您放心，我宁可当兵也不做教士。”

我与他热烈握手，答应有机会时尽我的力量劝他的父亲。

这样，我也为挽救一个生灵尽了我的责任，至少我为他的得救出了力。

大学生的哲学倾向，我看得更清楚。1845年，我听了整整一学年比较解剖学。在课堂和解剖室中，我认识了新一代的青年。

他们的倾向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即是彻底科学的。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皇村学校学生都是这种倾向。尼古拉那疑神疑鬼的、死气沉沉的专制统治把皇村学校撵出了美丽的花园5，但它仍是培养人才的伟大温床，普希金的遗言，诗人的祝福，比政府野蛮粗暴的打击更强大。6

我要为来到莫斯科大学的皇村学校学生欢呼，这是新的坚强的一代。

就是这些大学青年，怀着年轻人的热情和迫不及待的心理，投入了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主义新天地，以他们朝气蓬勃的清醒意识看出了我是怎么讲的，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的分歧又在哪里。他们热爱他，但是开始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了7。他们无疑希望我说服他站在我们一边，认为别林斯基和我才是他们的哲学观点的代表者。

这样到了1846年。格拉诺夫斯基开始了新的公开讲学。整个莫斯科重又聚集在他的讲台周围，他那娓娓动人的、含意深刻的讲演再度震动了人们的心弦；但是第一次讲学的饱满热情和兴奋情绪已大为逊色，仿佛他疲倦了，或者某种他还不能掌握的思想占有了他，妨碍了他。我们很久以后看到，事情确实这样。

在3月份的一次讲演中，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急匆匆跑来报告：奥加辽夫和萨京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已几年不见，也很少通信，不知他们……怎么啦？我与格拉诺夫斯基怀着激烈跳动的心赶往他们所在的雅尔饭店。啊，这是他们，终于回来了，变得多了，胡髭那么长，几年不见……我们问长道短，开始闲聊，虽然心里想讲的是另一些话。

我们小组的人终于又几乎全部会面——现在又可以像从前那么生活了。

1845年夏，我们住在索科洛沃的别墅中。索科洛沃，这是莫斯科县美丽的一角，离城二十来俄里，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旁边。我们租了那儿一幢不太大的主人住宅，周围像一片花园，一直铺展到山麓的小河旁。它的一边是我们大俄罗斯种满庄稼的辽阔田野，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优美风光，难怪主人把那儿的一所亭子题名为“美景亭”。

索科洛沃本来属于鲁缅采夫伯爵家。他们在18世纪是豪富的贵族地主，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短处，在欣赏能力上他们却高人一等，为他们的后辈所望尘莫及。莫斯科河边这些古老的贵族庄园和乡村无比美好，尤其是那些还未经最近两代子孙改建和翻修过的地方。

我们在那儿过得很愉快。没有出现过遮没夏日天空的任何浓厚乌云；在这花园中，我们尽情工作，尽情玩乐。凯切尔的唠叨少了，虽然有时他还要把眉毛扬得老高，带着强烈的表情说一些叫人难堪的话。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几乎每逢周末必然来耽搁一夜，有时甚至挨到星期一才走。米·谢8也租了一所别墅，离我们的不远。他常常徒步走来，像拿破仑在朗伍德那样9戴一顶阔边帽子，穿着白上衣，手提一篮采集的蘑菇，说说笑笑，唱些小俄罗斯曲子，讲几则故事，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想，终生为世界的罪孽以泪洗面的约翰10，听了这些故事也会破涕为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