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二章（第3/5页）

我们常常坐在花园边上的一棵大椴树下促膝谈心，那时唯一遗憾的只是奥加辽夫不在。现在他回国了；1846年我们重游索科洛沃时，他也去了，格拉诺夫斯基整个夏季租了一套小厢房，奥加辽夫被安置在阁楼上，他下面是管房子的，一个失去了一只耳朵的海军少校。

尽管这样，过了两三星期，一种不明确的感觉在我心头诞生了，似乎我们的别墅生活并不美满，而且无法改善。凡是筹备过酒宴的人，都会为朋友们未来的欢乐预先感到高兴；后来客人到了，一切顺利，没有出乱子，可是预期的欢乐并未实现。只有当你不感到血液怎样在血管中流转，不想到心脏在怎样跳动的时候，生活才是轻快而美好的。如果每一个跳动都会在头脑中引起反应，那么眼看就要生病，和谐就要保不住了。

朋友们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大家沉醉在节日的欢乐和兴奋中；但这段时间还没过去，我的父亲病了。他的逝世，繁忙的事务，使我暂时忘记了理论问题。但在宁静的索科洛沃生活中，我们的分歧势必要表现在谈话中。

奥加辽夫与我四年未见，但在思想上我们仍是一致的。我们从不同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阶段，最后又来到了一起。纳塔利娅也站在我们一边。我们那些严肃的、初看有些可怕的结论，并未使她胆怯，她赋予了它们一种特殊的诗的色彩。

争论越来越多，通过千百种方式反复出现。一天，我们在花园中用膳。格拉诺夫斯基读了《祖国纪事》上我论研究自然的一封信（记得是谈百科全书派的），感到非常满意。

“你赞许它的什么呢？”我问他。“除非是它的辞藻吧？它的内在意义你是不可能赞同的。”

“在思维科学上，”格拉诺夫斯基回答，“你的意见正如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喜欢你的文章，正因为我喜欢伏尔泰或狄德罗的作品；它们生动而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唤醒人们，推动他们前进。至于你观点中的一切片面性，我未敢苟同。难道现在还有人大谈伏尔泰的理论吗？”

“然而真理就没有一个标准吗？我们唤醒人们只是为了对他们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吗？”

我们的谈话继续了好久。最后我指出，科学的发展，它当前的状况，使我们不能不接受某些真理，不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我们一旦认识了它们，它们就不再是历史的谜，而是不容置辩的确知的事实了，如欧几里得的原理，开普勒的定律，以及原因和作用、精神和物质的不可分割等等。

“这一切远不是必然的，”格拉诺夫斯基反对道，“所以，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那种枯燥冷漠的思想，把肉体和精神看作统一体，从而使灵魂不灭观念化为乌有。也许，你们不需要它，但是放弃这个信仰，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不能没有个体不灭的观念。”

“如果我们要什么马上就有什么，”我说，“像童话中间一样，可以使无变成有，那么实在太幸福了。”

“你想，格拉诺夫斯基，”奥加辽夫接口道，“这实际上是不敢面对灾难呢。”

“你们听我说，”格拉诺夫斯基回答道，脸色苍白，但仍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求求你们，别再跟我谈这些事情吧，有意思的话题多得很，何不谈谈它们，那有益得多，也有趣得多。”

“好吧，一切听便！”我说，感到脸色是冷淡的。奥加辽夫没有作声。我们大家彼此望了望，这目光已足够了；我们太亲密了，只要看到一点脸色，就足以充分了解对方的心思。沉默降临了，争论不再继续。纳塔利娅竭力掩饰，想挽回僵局。我们帮助了她。这种场合，孩子总是最好的救星，他们成了话题，大家在和睦的气氛中吃完了饭，如果这时有一个第三者走来，他什么也不会发觉……

饭后，奥加辽夫骑上了自己的“短剑”，我也跳上了老得跑不动的驽马“宪兵”。我们到了田野上，心情这么沉闷，仿佛有个亲人死了。这以前，奥加辽夫和我总以为我们还可调和，我们的友谊会把分歧像灰尘似的掸掉；但是最后那些话的声调和意义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东西，那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就是界线，就是极限，也就是书报审查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一路上，奥加辽夫和我都没有讲话。回到家中，我们伤心地摇摇头，异口同声地说：“看来我们又只剩下两人了！”

奥加辽夫坐上马车回莫斯科了。在路上，他写了一首小诗，我曾用它的句子作过题词。11

……忧伤和寂寞不能使我沮丧，

世上本无不散的筵席；

我把严峻的真理在友人间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