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三章

警察所长充当听差——警察总监科科什金——“有秩序中的无秩序”——再一次会见杜贝尔特——护照

……我父亲逝世前几个月，奥尔洛夫伯爵接替了本肯多夫的职务。那时我写信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她能不能替我弄一张出国护照，或者想个办法，让我自己上彼得堡办理这事。奥·亚回信说，第二点较易办到；过了几天奥尔洛夫寄来了“皇上的许可”，允许我暂时上彼得堡料理家事。我父亲的病，他的去世，使我真的必须料理一下家务，但我在别墅住了几个月，这样拖到了冬天。11月底我才动身，事先并向总督提出了护照申请书。我知道他不会批准，因为我还处在警察的严密管制下，我只是希望他把我的申请书转送彼得堡。

动身那天早上，我派人上警察局领通行证，但通行证没拿到，却来了个警官，说这事有些困难，所长会亲自找我。所长来了，要与我单独谈话；他向我秘密宣布了一个消息，说五年前我已被禁止进入彼得堡，没有皇上的特准，他不能签发通行证。

“这问题可以不劳费心。”我笑笑说，从口袋中掏出了信。

警察所长大为惊讶，看了一遍信，要求让他转呈警察总监。两小时后，他送来了通行证和我的信。

必须说，所长与我谈话时，一半用的是非常纯粹的法语。警察所长以及一般俄国警察，因懂得法语而吃到的苦头，这位先生是有深刻体会的。

几年前有个旅行家从高加索到达莫斯科，这人是法国正统的保王派，名叫普禄骑士。他到过波斯，到过格鲁吉亚，见过世面，因此不加检点，在高加索猛烈攻击当时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行政当局。高加索总督怕他到了彼得堡也这么胡说八道，为了慎重起见，向陆军大臣打了报告，说普禄是法国政府派来的最危险的军事间谍。普禄在莫斯科过得逍遥自在，被德·弗·戈利岑公爵奉为上宾。一天，公爵突然接到命令，要他派警官把普禄从莫斯科押送出国。对一个熟人这么无理、这么粗暴，总是比较困难的，戈利岑踌躇了两天，才把普禄请到公馆，经过一番委婉曲折的开场白之后，才告诉他，一定有人从高加索诬告他，因此皇上下令要他离开俄国，而且还得派人护送……

普禄很冒火，向公爵指出，由于政府有权命令他出境，他可以走，但不需要护送，他不是犯人，用不着押解。

第二天，警察局长去找普禄时，那人拿了手枪斩钉截铁地说，他不允许警察踏进他的房间，或者他的马车，如果谁强行进入，他就打穿他的脑袋。

戈利岑一般说是非常文雅的，因此很为难，只得把法国领事韦耶尔请来商量对策。韦耶尔想了个主意：戈利岑找一个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的警官，由他当作旅客介绍给普禄，要求在后者的马车中占一席位置，并付一半驿马费。

韦耶尔一讲，普禄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我的马车不是做生意的。”他对领事说。

“这人会很失望。”

“好吧，”普禄说，“我可以让他免费搭车，只是他得听我差遣，干一些小事。这人不会不听使唤吧？否则我得把他丢在路上。”

“这是世界上最听话的人，您尽管吩咐他做事好了。我代他向您道谢啦。”于是韦耶尔赶去报告戈利岑，已经大功告成。

晚上，普禄和那位假旅客出发了。一路上普禄一言不发，到了第一个驿站，他走进房间，躺在沙发上。

“喂，”他对那个伙伴说，“到这儿来，替我把靴子脱下。”

“算了吧，您何必这样呢？”

“我对您说：脱下靴子，否则我便把您丢在路上，要知道我是不会留您的。”

警官替他脱下了靴子……

“把灰尘掸掉，刷干净。”

“真不像话！”

“那么，再见！……”

警官刷干净了靴子。

到了下一站又用衣服如法炮制，就这样，普禄把他捉弄到离开国境为止。为了奖赏这位间谍活动的“受难者”，皇上对他特别开恩，后来提升他当了警察所长。

我抵达彼得堡的第三天，警察要管院子的来问我，“我到彼得堡持有什么证件？”我的唯一证件就是退职证，已在申请护照时交给总督了。我把通行证给管院子的看，他退还了我，说这只适用于离开莫斯科，不适用于进入彼得堡。这时来了个警察，请我上警察总局。我到了科科什金的办公厅（那儿白天也点着灯！）；过了一小时，他来了。科科什金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对皇帝忠心耿耿，盲目服从，作为显赫一时的奴才，他既无良心，也无头脑，因此他之升官发财正如鸟会唱歌一样自然。

佩罗夫斯基1曾对尼古拉说，科科什金贪赃枉法，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