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10/14页）

“这样的，昨天奥加辽夫骑了马送凯切尔和谢拉菲玛。”

“我当时在场，奥加辽夫晚上回来，我还见过他，他什么也没讲。”

“在桥上‘短剑’耍性子，直立起来；奥加辽夫一边驯马，一边气火了，当着谢拉菲玛的面骂骂咧咧的，她听到了……凯切尔也听到了。就算他不是故意吧，可是凯切尔问：为什么他在你的或我的太太面前不会这么不知检点？这话怎么回答？……何况谢拉菲玛虽然那么单纯，还是很会多心的，处在她的地位这也不足为奇。”

我没作声。这太过分了。

“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我回答，“对故意在妇女面前这么放肆的坏家伙，与他绝交就完了。与这种人交朋友是耻辱……”

“可他并未说，奥加辽夫是故意这么做的。”

“那还谈什么？格拉诺夫斯基，你也是奥加辽夫的朋友，他的温和有礼，你不是不知道，你却重复一个疯子的痴语，这个人是应该进精神病院的。你不觉得惭愧吗？”

格拉诺夫斯基不好意思了。

“我的天哟！”他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我所爱的，只有在这些朋友这里，我才能获得休息和希望，摆脱令人窒息的沉闷环境，可是难道这些人也得在仇恨和愤怒中分手吗？”

他用一只手掩住了眼睛。

我握住他的另一只手，心里非常难受。

“格拉诺夫斯基，”我对他说，“科尔什讲得不错：我们彼此太接近了，挤在一起，彼此会把别人的脚踹痛……安静一些！我的朋友，安静一些！我们应该透透空气，让头脑清醒清醒。奥加辽夫秋天要去乡下，我也快出国了。我们不致在仇恨和愤怒中分开。我们的友谊中一切正确的东西会保存下去，离别会洗清它的污垢。”

格拉诺夫斯基哭了。没有再为这件事向凯切尔作过任何解释。

奥加辽夫在秋天真的走了，接着我们也走了。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865年9月修订于布瓦西埃及旅途中。38

……莫斯科友人的消息一天天少了。1848年后的恐怖使他们胆战心惊，只得等待可靠的机会。但机会很少，护照几乎已经停发。凯切尔几年没给我写过一封信；不过，他是从来不爱写信的。

在我迁居伦敦后，首先给我带来消息的是皮库林大夫39，那是1855年……凯切尔万事如意，在欢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40的盛大酒宴上大出风头，与波戈金和科科列夫41拥抱，与黑海舰队的水兵拥抱，发议论，骂人，说教。奥加辽夫告别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新坟，立即出国了，他讲得很少，讲的都是伤心的消息……

又过了一年半。这时期我写完了这一章，首先读给了哪一个不相干的人听呢？真的，书有书的命运42！

1857年秋，奇切林43到伦敦来。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他曾经是格拉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科尔什和凯切尔的朋友，因此也算是我们的自己人。我们听说过，这人不好相处，思想保守，自高自大，好发空论，但他还年轻……时间会磨光他的棱角。

“我再三考虑，要不要来拜访您。现在拜访您的俄国人这么多，真的，不来比来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我呢，您知道，我完全尊重您，但远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您一致的。”

奇切林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

他来找我不是没有目的，没有企图的，他怀中揣着石子；他的目光冷酷，他的声音带着挑战和傲慢的调子，显得可怕而讨厌。他一开口，我已觉察到这不是对立面，而是敌人，但我克制了内心的警告，与他谈了起来。

谈话马上转入了回忆，我向他打听消息。他讲了格拉诺夫斯基生前最后几个月的情形；他走时，我对他比开头满意了一些。

第二天饭后，我们谈到了凯切尔。他是奇切林所喜爱的一个人，谈到他那些可笑的行径时，奇切林并无恶意。从他讲的这些细节中，我知道，那种对朋友的指责性的爱仍在继续，谢拉菲玛的影响已发展到引起许多人的反对，他们对她群起而攻之，不让她参加集会等等。我为这些故事和回忆所吸引，提议给奇切林念一下我写的凯切尔，那时这一章尚未发表，我把它全部念完了。我为这事多次感到后悔，不是因为他恶意利用了我念给他听的一切，而是因为我觉得痛心和烦恼：我这个四十五岁的人，居然把我们的过去讲给这种冷血动物听，使他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他称之为我的“气质”的东西。

我们在观点和气质上存在的距离，马上暴露了。从头几天起争论即已开始，显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一致。他拥护法国的民主政体，不赞成英国没有秩序的自由。他认为皇权是民族成熟的标志，宣扬国家第一，个人在它面前微不足道。很清楚，这些思想应用在俄国问题上结果会怎样。他是政府至上主义者，认为政府比社会及其愿望重要得多，在他眼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几乎便是俄国所需要的理想君主。这种学说完全来自武断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他随时可以建立自己的官僚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