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9/14页）

他的猜疑也变本加厉，每一句不谨慎的话，他都认为是有意识的，包含着恶意，企图侮辱他，而且不仅侮辱他一人，还要侮辱谢拉菲玛。她呢，哭哭啼啼，抱怨命运，为凯切尔难过，这样，由于精神的反射作用，他自己的猜疑又以十倍的威力回到了他那里。他那种谴责性的友谊变成了要在我们身上找过错的情绪，变成了监视，警察的毫不松懈的侦查，结果，朋友们的小缺点在他眼中越积越多，终于掩盖了他们的其他一切方面。

在我们纯洁、明朗、成熟的友谊圈内，出现了女仆房的说长道短，外省小官吏的讥刺挖苦。凯切尔的火气变成了传染病；经常的指责、解释、调停，损害了我们的夜谈和聚会。

这种腐蚀性尘埃侵入了一切裂隙，日复一日地破坏了我们与朋友间的巩固联系。我们大家都会受流言蜚语的影响。连格拉诺夫斯基也变得阴沉了，肝火旺了，不公正地替凯切尔辩护，发脾气。凯切尔对我和奥加辽夫有了意见，便找格拉诺夫斯基诉说。格拉诺夫斯基并不相信，但同情“体弱多病、心情苦闷、仍然充满爱心”的凯切尔，因此袒护他，对我大加指责，说我缺少忍耐心：

“你要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病，是谢拉菲玛的影响，她善良，但没有知识，思想闭塞，她把他一步步推上了这条不幸的道路，你却与他争吵，仿佛他是处在正常状态。”

为了结束这不愉快的故事，我不妨举两个例子……它们清楚地说明，我们离波克罗夫村煮咖啡的理论已多么遥远。

1846年春的一天晚上，我们五个熟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人是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

“你今年在索科洛沃租了房子没有？”

“还没有，我没钱，那儿是要预付租金的。”

“难道你一个夏季都待在莫斯科不成？”

“等一下再说，以后看吧。”

这就完了。谁也没把这谈话当一回事，过一会儿便转入了别的话题。

第二天饭后，我们打算上科恩采沃，这是我们从小喜爱的地方。凯切尔、科尔什和格拉诺夫斯基想与我们一起去。大家动身了，一切都很好，唯独凯切尔闷闷不乐，扬起了眉毛；但最后大家都弄得不欢而散。

春天的晚上没有灼人的炎热，但暖洋洋的；树叶刚开始发青；我们坐在花园中说说笑笑。凯切尔沉默了半个来小时，蓦地站起身子，走到我面前，露出费麦法庭37检察官的脸色，哆嗦着嘴唇，对我说道：

“你真不赖：昨天那么巧妙地提醒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他借了你九百卢布，还没还你。”

我真的一点不明白，特别因为我总有一年没想到谢普金的这笔欠款了。

“手段高明，没有说的。老头儿现在没钱，带着一大家子人，正打算去克里米亚，你却当着五个人的面对他说：‘我没钱租别墅！’嘿，真不要脸！”

奥加辽夫替我辩护，凯切尔便攻击他；荒谬的指责没完没了。格拉诺夫斯基想劝解，但劝不住，与科尔什先走了。我很生气，觉得受了侮辱，也态度强硬，不肯让步。凯切尔皱紧眉头，看了看我，一言不发，独自步行走回莫斯科。我们剩下两人，只得在沮丧和气愤中坐车回家。

这次我打算重重教训一下凯切尔，即使不绝交，也得暂时与他断绝来往。他感到懊悔，痛哭流涕。格拉诺夫斯基从中调停，找纳塔利娅谈，显得很伤心。我和解了，但并不愉快，对格拉诺夫斯基说：“这至多三天。”

这是一次郊游，还有另一次。

两个月后，我们住在索科洛沃。凯切尔和谢拉菲玛晚上要回莫斯科。奥加辽夫骑了自己的切尔克斯马“短剑”送他们；他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口角。

……过了两三个小时，奥加辽夫回来了；我们觉得一天这么和睦地过去，很高兴，便各自去睡了。

第二天格拉诺夫斯基来了，他昨天在莫斯科。他在花园中遇到我，显得心事重重，比平时忧愁，最后对我说，他很难过，想跟我谈谈。我们走过长长的林荫路，坐在长凳上；那儿的风景，凡是到过索科洛沃的人都是知道的。

“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对我说，“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烦闷，多么痛心……不论怎么说，我爱大家，你知道……我看到一切正在崩溃，心里有多难过。好像故意要捉弄我们，那些小错误，可恨的隔膜，不注意礼貌……”

“出了什么事，你讲吧，啊？”我问，真的有些惊慌。

“这样，凯切尔对奥加辽夫非常生气，说真的，也难怪他生气；我尽力斡旋，能做的都做了，可是我没有办法，特别是当事人什么也不愿做。”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