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7/14页）

有的夫妇教育程度不见得相等，但是同居关系维持得不坏，这是考虑到舒适，考虑到家庭需要，我几乎得说，考虑到卫生的需要。有时这是劳动协作，一种双方都满意的互助；在大多数场合，妻子是作为护士，作为勤劳的主妇存在的，正如蒲鲁东对我说的，这是“为了能吃到精美的菜肴”。古代的法学公式一点不假：“由于共同寝食”25——要不是同吃同住，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

这种实用的婚姻，几乎可算得最佳婚姻。丈夫每天干自己的事：教书，做买卖，上衙门，上事务所，坐店堂；妻子每天料理衣着食物。丈夫回家累了，一切都已为他准备就绪，天天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他们便这么沿着父母的脚印，走向墓园的大门。这现象是纯粹都市式的，26在英国比在别处尤为常见。这是那种小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法国舞台上的道学先生们所鼓吹的，也是德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在这里，大学毕业后过了一年，就可与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相安无事；在这里，双方分工合作，相敬如宾。丈夫，尤其是有产者，成了人民心目中所谓的“主人”，自己的太太的“当家人”。由于这样，也由于相沿成习，他可以高枕无忧：每个女人始终是靠人养活的女人，不是靠外人养活，就是靠丈夫养活。她知道这个道理：

吃谁的面包，

就唱谁的歌。

但是哪怕这种婚姻也有它一致的精神，共同的观点，统一的目标。凯切尔没有自己的目标，他当不成“主人”，同样也当不成教育者。他甚至不能与谢拉菲玛斗争——她反正总是让步。他的叫喊和暴躁的脾气使她害怕。尽管她的感情很发达，她的理解能力还是愚钝而迟缓的，头脑也不灵敏，正如我们在完全不习惯于抽象思维的人们身上常见到的那样，这也是彼得以前的时代的特色之一。与自己的“亲人和心肝”住在一起，她就什么也不指望，什么也不怕了。况且有什么好怕的？怕贫穷？难道她的一生还不够穷？难道她没有忍受过饥寒，不是从穷苦和屈辱的生活中熬过来的？怕劳动？难道她没有在工场里，为了几个铜板从早到晚地劳动？怕争吵，遗弃？是的，后者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但她已经什么都听他支配，哪怕真的要与她争吵也办不到了；他的怪脾气，她也能忍受，甚至打骂，她也决不反抗，只要她相信他至少还爱她，还不想与她分手。他也确实不想，这除了其他，还有一个新的原因。谢拉菲玛凭自己的爱心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她隐隐约约意识到，她不可能完全满足凯切尔的要求，因此便用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弥补她所缺少的一切。

凯切尔已经四十出头。他从未享受过舒适的家庭生活，一生几乎就像吉尔吉斯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他没有家私，也不想有，家中没有任何设备，也不要求有。现在一切慢慢改变了，他的周围出现了一张关切和殷勤的网，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孩子似的笑容，当他扬起眉毛的时候，他会看到惊慌和眼泪；而且从早到晚，天天如此。凯切尔待在家中的时间多了——老是丢下她一人有些于心不忍。况且，她的绝对驯服和我们越来越多的对抗，这二者的差别，他不能不一目了然。他发脾气时，即使毫无道理，谢拉菲玛也能逆来顺受，像女儿一样温柔，用笑容掩盖着眼泪，没有一句怨言，等待着暴风雨的过去。

谢拉菲玛像奴隶一样唯命是从，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淌着眼泪吻凯切尔的手，这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退让助长了褊狭情绪。

泰莱丝27，可怜而愚蠢的泰莱丝·卢梭，难道没有使人类平等的预言家变成鼠目寸光的小市民，以致无时无刻不在斤斤计较自己的尊严？

谢拉菲玛对凯切尔的影响，论性质与狄德罗指责泰莱丝的完全一样。卢梭生性多疑，但在泰莱丝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变得气量狭小，吹毛求疵，与一些朋友争争吵吵，虽然她是无意识的，没有什么意图。泰莱丝从来不肯认真读书，从来连几点钟也弄不清楚，可是对卢梭的多心病，她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它变成了精神失常的忧郁症。

早晨，卢梭去看霍尔巴赫；仆人正在准备早餐，摆了三份餐具，这是给霍尔巴赫夫妇和格林的；谈话中谁也没留意这事，除了让·雅克。他拿起了帽子。“别走呀，在这儿用早餐吧。”霍尔巴赫太太说，吩咐再添一份餐具，可是已经太迟，无法改变了：卢梭气得脸色蜡黄，跑出了屋子，一路上闷闷不乐，对人类大加诅咒，见了泰莱丝，便向她诉说：摆了三个碟子，明明是赶他走。这些话正中她的下怀，使她可以向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