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6/14页）

这位姑娘充满着爱，怀着毫无保留的忠诚和驯顺，然而正是她给凯切尔造成了无穷的危害。她身上存在着无产者——尤其是俄国的无产者的一切美德和一切祸患。

从我们来说，我们带给她的危害也几乎与她带给凯切尔的一样多。

然而双方都是无意识的，在主观意图上是绝对纯洁的！

她终于毁坏了凯切尔的生活，正如孩子在好好的画面上乱涂，自以为是在美化它。在凯切尔和谢拉菲玛之间，在谢拉菲玛和我们小组之间，存在着可怕的深渊，而且两岸峭壁嶙峋，既无桥梁，也无渡口。我们与她属于人类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两种结构形态，世界史上不同的两章。我们是新俄罗斯的子弟，来自大学和研究院，那时正向往西方的政治光辉，在宗教上不信神，公开反对教会；她却是在旧礼仪派的隐修所，在彼得前的俄国长大的，充满了分裂派教徒的狂热信念，怀着秘密教派的一切偏见，向往着俄国古代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她吃尽辛苦，才把断裂的绳子重新结在一起，因此牢牢握住这个结不放。

凯切尔已经无法逃脱，他也不想逃脱。他为过去责备自己，真心想悔过自新。谢拉菲玛的行动令他神往，使他折服，他知道，现在轮到他做出牺牲了；他的天性本来非常正直高尚，他把这种牺牲看作赎罪，毫无怨言。然而他只知道它物质的一面：忍受生活中实际的限制；至于另一方面：一个老大学生怀着席勒的理想，与一个女人同居，可是对于这个女人，不仅席勒的世界，而且一切文化世界，世俗教育的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这种矛盾，他却从未想到过。

不管怎么说，“门当户对”的格言是完全正确的，不相配的婚姻在结婚时已播下了不幸的种子。这句话包含着许多愚昧的、傲慢的、资产者的东西，但它的实质是不错的。一切不相称中最坏的莫过于修养的不相称，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互相教育；但这需要两种罕见的才能：需要一方善于教育，另一方善于接受教育，这样才能一人在前引路，另一人在后跟随。然而胜利的往往是没有修养的人，沉浸在家庭琐事中，此外别无其他爱好和兴趣的人；对方给弄得昏昏沉沉，在疲劳中屈服了；不知不觉，他变得庸俗了，狭隘了，他觉得不自在，但无形的网已把他捆住，他只得安于现状。时常还有那种情况，即双方势均力敌，于是同居变成了长期的斗争，永恒的角力，两人的关系便固定在这种状态，一方要向上拉，另一方要向下拉，即维护原来的立足点，双方就这么无休无止地进行着无益的努力。这种势均力敌的斗争可以吞没生命，最坚强的性格也会给弄得筋疲力尽，终于在路上倒毙。但首先倒下的总是修养高的一方；他的审美感情在这种二重结构面前受到了深刻的侮辱，那些光辉灿烂的美好时刻给破坏了……狂热的人总是要求大家不仅接近他们，也与他们保持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宗教观念。这可以说是一种偏执心理。对于他们，在家中吸收新教徒是他们的传道和宣传工作的继续；如果别人不理解他们，尤其是不愿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幸福感便破灭了。

对成熟的妇女进行补课，是非常困难的，在同居不是爱情关系的开始，而是它的终结的场合，尤其困难。那种由一时的轻薄、草率开端的关系，很少能超越卧室和厨房的范围。共同的家庭建立太迟了，这里已谈不到学习，除非有什么可怕的灾祸惊起了沉睡的、但还能苏醒的心灵。大多数小妇人23永远不会变“大”，永远不会同时既是妻子又是姐妹。她或者是情妇兼卖淫妇，或者是厨娘兼情妇。

同居在一所屋子中，这件事本身就是危险的，婚姻的一半即在这上面毁灭。两人厮守在一起，彼此这么接近，什么都一览无余，毫无遮盖，于是花冠上的花在不知不觉中一朵朵凋谢了，那诗情画意也消失了。但教育程度相等，还能在许多方面弥补这种缺陷。如若不然，空闲的时间又太多，没有那么多废话好讲，也不能天天商量家务或谈情说爱，这时，如果这个女人是介乎姬妾和女仆之间的一类人物，是肉体上接近而思想上疏远的那种人，那么能把她怎么办呢？白天不需要她，她却非在这儿不可；丈夫关心的事，她无从关心，丈夫不关心的流言蜚语，她却对他喋喋不休。

没有受过教育的妇人与受过教育的丈夫一起生活，使我想起大利拉和参孙24：她可以使他丧失力量，他却永远无法在她面前自卫。哪怕用饭很迟，哪怕十点就上床，在用饭和上床之间还是隔着一大段时间，这时你既不想再做什么，又不想睡觉，而衣服已经清点过了，账目也审查过了，于是就在这几个钟头，妻子把丈夫拉进了烦琐的事务中，拉进了自寻烦恼、说长道短和搬弄是非的世界。这不能不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