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5/14页）

这种谴责和退让的友谊，它们那反常的、摇摆不定的关系，本可继续多年，但是新的情况使凯切尔的生活复杂化了，这种关系也急转直下地变了。

他也有他的恋爱故事，它正如他一生的一切那么奇怪，把他迅速地拖进了无法自拔的家庭的泥沼。

凯切尔的生活本来非常简单，他像无牵无挂的大学生在人间漂流，只有一些起码的需要，现在这一切突然变了。他的家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或者不如说，他有了个家，因为那儿有了个女人。这以前谁也不能想象凯切尔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家庭，他放浪不羁，随随便便，走路时吃东西，吃饭时一边喝汤、吃牛肉，一边吸烟，晚上不睡在家中，以致康·阿克萨科夫取笑他，说“凯切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别人是用膳，他是吃东西”。可是现在他忽然有了一个窝，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天地！

事情是这样的。

几年前，凯切尔每天要经过索科利尼基和巴斯曼街之间的一些偏僻胡同，他遇到了一个穷苦的、几乎衣衫褴褛的姑娘；她疲倦，忧郁，是从一家作坊打这条路回家去。她并不漂亮，显得胆怯、羞涩而且可怜；她的存在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谁也不会同情她。她是孤儿，没有一个亲人，多亏基督的照顾，给收容在分裂派教徒的隐修所中，长大之后，便去做苦工，一个人无依无靠地在世上过活。凯切尔开始与她攀谈，叫她不要怕他，向她询问她悲苦的童年，那痛苦的经历。他是第一个给予她同情和温暖的人，她也用全部的真诚对待他。他的生活是孤单乏味的，尽管他经常与朋友们饮酒作乐，高谈阔论，还不时出入莫斯科的大剧院和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他的内心是空虚的；当然，他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但那是无法掩盖的。这朵无人注目的可怜的花，自己落到了他的怀中，他把它接住了，没有考虑后果，可能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么重要。

在妇女眼中，文化程度高的上等人总是具备一定的当选资格的，比这低一等的阶级也自然被认为是活该牺牲的。对这一切我们谁也不以为奇……因此大概也没有人会提出指责。

孤儿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凯切尔。这也难怪，她是在分裂派的隐修所中长大的，她从那儿带来了狂热的献身精神，偶像崇拜，坚定不渝的信念和无边的忠诚。她所爱和所尊敬的一切，所畏惧和服从的一切：基督和圣母，圣徒和灵验的神像——这一切现在都集中到了凯切尔身上，他是第一个怜悯她和爱护她的人。这件事是半公开的，秘密的……他们不敢把它公之于众。

……她生了一个孩子，当时她病得很重，孩子死了……可以巩固他们关系的纽带断了。凯切尔对谢拉菲玛变得冷淡了，不大与她见面，最后抛弃了她。这个腼腆的女孩子“不会轻易了却相思债”22，这是可以断言的。除了这爱情，她在世上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除非跳进莫斯科河。可怜的姑娘白天干完了活，披着单薄的衣衫，不顾天气阴霾，冒着寒冷，走到通往巴斯曼街的路上，等待几个小时，只为了见他一面，目送他经过，然后回家，整夜啼哭；她大多躲在墙角边，但有时也向他问候，与他搭讪几句。只要听到一两句亲切的答话，她就惊喜若狂，快活地跑回家中。关于自己的“不幸”，自己的爱，她羞于启齿，也不敢讲。这样过了两年多。她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命运。1845年，凯切尔迁移到了彼得堡。这太痛苦了。甚至在街上也看不到他，在远处也望不见他，不能目送他经过，只知道他在七百俄里以外，在异乡客地，却不知道他身体可好，有没有遇到什么灾祸——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她告贷无门，只得一戈比一戈比地积钱，把全部意志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样过了几个月，她终于动身到了彼得堡。疲倦不堪、又瘦又饿的她，找到了凯切尔，哀求他不要抛弃她，要宽恕她，此外她一无所求，她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她会去做苦工，过贫困的生活，只要能与他待在一个城市里，有时可以见他一面。直到这时，凯切尔才完全明白，在她的胸膛里跳跃着怎样一颗心。他感到震惊，喘不出气。怜悯和悔恨，以及意识到自己在这么被她爱着的心情，改变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她可以留在他这儿了，这就是她的家，他就是她的丈夫、朋友和保护人。她的理想实现了；那些阴冷的秋夜过去了，可怕的旅途忘记了，那嫉妒的眼泪，悲痛的饮泣，再也不会有了：她已与他在一起，从此不再分开。在凯切尔回莫斯科以前，没人知道这故事，除了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如今不能掩盖，也不必掩盖了，我们两人和我们的全体朋友，都张开了双臂，迎接这个完成了英雄业绩的腼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