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4/14页）

“对不起，这不是我煮的咖啡，也不是我制造的咖啡壶……”

“我了解你……你就是喜欢固执己见。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咖啡，真无聊，简直是极端自高自大！”

他忍不住了；我在口味上的专制主义和自高自大使他大为恼火，马上把帽子一戴，提起篮子，跑进了树林。到傍晚他回来了，走了二十多俄里；他喜欢采集食用菌，白菇、白桦蕈和牛肝菌的丰收，驱散了他的阴郁心情；我当然也忘了咖啡的事，竭力赞美各种蘑菇。

第二天早上，他又想重提咖啡问题，但我避开了。

我们争吵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是我儿子的教育问题。

教育与医学和哲学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长期认真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以外，世上任何人都对它们抱有固定的、明确的观点。你问怎么建造桥梁，怎么排除沼地的水分，人家会坦率地说，他不是工程师，不是农艺师。但你谈到水肿病或肺痨，他就会凭记忆推荐一些药，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他伯父的经验；谈到教育，他更会滔滔不绝：“我有这样一条原则，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对于教育，我不爱开玩笑……这是一件太应该关心的事。”

凯切尔对教育持有怎样的见解，这可以从我们描绘的他的性格中毫发不爽地看到。在这方面他也是非常彻底的，一般谈论教育的人却不具备这种精神。凯切尔与《爱弥儿》19的观点一致，坚信推翻现在加在孩子身上的一切，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他要把孩子从人为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有意识地让他重返野蛮状态，那种原始的独立状态，在那里一切都趋于平等，连人与猿猴之间的差别也再次消失。

我们自己离这种观点也不太远，但在他那里，它正如一切东西一旦落进他手中一样，变成了一种狂热病，不容许丝毫的怀疑和反对。古老的、神学的、烦琐的贵族教育，它那种教条主义，那种空洞理论，那种迂阔而墨守成规的古典主义精神，那种专重外表、不重实质的道德观念，是应该反对的，也是必须反对的。不幸的是在教育问题上，正如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只能摧毁旧事物，不能给予任何接替它的新事物。让·雅克20的门徒们向往的正常人物，却怀着野蛮的偏见，要使孩子脱离历史环境，变得对它一无所知，仿佛教育不是要让个人参与人类的发展历程。

关于教育的争论往往不会停留在理论范围……它与实际太接近了。我的儿子那时七八岁，体质虚弱，常患感冒和痢疾。这一直继续到我们去那不勒斯，或者在索伦托遇到一位名医为止，这位医师改变了整个医疗和卫生方法。但当时凯切尔想一下子把他锤炼成钢铁，我不同意，他便大发脾气。

“你是保守派！”他大叫大嚷，“你会葬送这个不幸的孩子！你在使他变成弱不禁风的少爷，同时也是一个奴隶。”

孩子在母亲生病时淘气，吵闹，我制止他；除了单纯的必要性，我认为，要他为别人，为无限爱他的母亲，约束一下自己，这是完全合理的。但凯切尔深深吸了一口“茹科夫”烟，板起面孔，冲着我说道：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他叫喊？他需要叫喊，这是他的生活。打倒父权思想！”

这种争执，不论我怎样不以为意，还是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与凯切尔的亲密友谊。一旦友谊破裂，他会比大家更痛苦，因为他还是与大家不能分割的，而且他也很难过孤独的生活。他的性格根本不是内向的，主要是外向的。他不能没有朋友。他干的工作是经常与另一个人谈话，这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工作了一个上午，他会感到厌倦；夏天他还可以到田野中散步，在花园中种花，但冬天，他只得穿上著名的斗篷，或者骆驼色粗毛大衣，走出索科利尼基，上阿尔巴特街或尼基塔街找我们了。

他的急躁任性，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缺乏内心活动，缺乏论证和分析能力，不能对事物形成明确的概念和提出问题。对于他，问题是不存在的，它早已解决，他只要向前走，不必左顾右盼。如果他是干实际工作，那也许还好，可是并无实际工作供他做。直接参与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上层阶级有权过问这些。于是他把渴望活动的心情倾注到了朋友间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靠理论工作摆脱那种折磨他的空虚感的，可是他对待一切问题都是一锅煮，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或那样——在他看来反正一样，一旦决定，他便一直朝前走，决不回头，始终固执地忠于自己的决定。

尽管这样，1846年前我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破裂。纳塔利娅非常爱凯切尔，对1838年5月9日21的回忆是无法与他分开的。她知道，他表面上虽然像刺猬，心中却怀着温柔的友情；但她不愿看到这些刺生长，变得愈来愈多。与凯切尔的争吵，她觉得是不祥之兆；她想，把我们整个青年时代紧紧拴在一起的链子，哪怕用一把小小的锉刀锉它，日子长了，也能把它锉断，一旦各个环节一个接一个断了，整条链子也就散开了。在彼此攻击、各不相让的当口，我往往看到她脸色苍白，示意要我停止；她抛开暂时的烦恼，向他伸出手去。有时凯切尔很感动，但他仍强作镇静，竭力表示实际上他并不在乎，他准备和解，不过，很抱歉，他还是会继续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