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3/14页）

我们坐牢的时候，凯切尔的关心，我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谈过了。1834至1840年的六年间，他几乎是我们小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维护了它的传统，使它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就这么等到我们回来，我们有的是在1840年回来的，有的在1842年……流放，与陌生世界的接触，读书和劳动，使我们变化很大；凯切尔这位静止不动的我们的代表者，却依然故我。只是他不在翻译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了。

老朋友们在莫斯科再度相会后，凯切尔异常兴奋，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精神审判权”，只是他很久没有发觉，它已不像以前那么通行无阻了。他的责骂有时会使人生气，这是从前没有的，有时也使人厌恶。过去，生活热火朝天，彼此毫无芥蒂，因此谁也不会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但正如我说的，时间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个性也愈益鲜明和不同，善良而唠叨的“大叔”的角色，除了逗人发笑，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尽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谊、纯洁的愿望来解释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种指摘性的爱，然而效果很坏。何况需要解释、掩饰和提防，这本身已不是吉兆。如果一开始就能制止他，也许不致发展成那些不幸的冲突，使我们的莫斯科生活终于在1847年初结束。

然而新朋友们就不像我们那么宽宏大量了；别林斯基非常爱他，有时也克制不住，像凯切尔本人一样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为了狠狠教训他，便几个月不再与他辩论。凯切尔从来不是冷静或淡漠的人。他不是无情打击，就是爱得发狂，往往从热情洋溢的朋友一变而为铁面无情的法官，不难想见，冷淡和沉默对他是最大的惩罚。

在争吵和一系列严厉的谴责之后，凯切尔马上平静了，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他心里对自己很不满，但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相反，竭力使一切带上开玩笑的性质，然后再度越过那条界线，使玩笑变得不再可笑。这是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和解中，著名的“公鹅故事”的永恒反复17。谁没见过那些淘气的孩子，像野马一样玩得静不下来，明知要受到责罚，还是欲罢不能。他把一个人挑逗够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这才觉得满足了，重又恢复阴郁的心情，扬起眉毛，跨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像席勒剧本中的悲剧人物，或者来自富基埃-坦维尔18的法庭的陪审员，用猛烈的声调向我们大家发出一连串的指责，尽管这些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最后他自己却深信不疑，于是怀着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闷闷不乐地回家，丢下我们在那儿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疯子一样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凯切尔就安静地、伤心地在屋里踱方步，一边拼命吸烟斗，等待我们中间谁跑去把他大骂一顿，然后和好如初。当然，和解时他还是不会放下架子，始终保持着吹毛求疵的“大叔”的威风。万一没有人来，凯切尔就会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垂头丧气地走进涅格利纳河边的咖啡馆，或者那个安静明朗的避风港——米·谢·谢普金的家，他在那里总能看到和善的笑容，受到友好的接待；于是他待在那里，等到他所掀起的风暴平息为止。他自然要向米·谢诉苦，埋怨我们；好心的老人便骂他，说他乱弹琴，我们根本不是他讲的那号坏人，还马上会带他来见我们。我们知道，凯切尔闯了祸自己也很痛苦，对他不肯直截了当找我们道歉的心情，表示了谅解，或者不如说宽恕，三言两语把争吵一笔勾销了。我们的让步首先得归功于夫人们，她们几乎总是他的庇护者。她们赞许他心直口快（他对她们也不留情），虽然有些粗暴，也有些古怪。看到她们的姑息态度，凯切尔相信，做人就应该这样，这是可爱的，也是他责无旁贷的。

我们在波克罗夫村的辩论和争吵，有时是非常可笑的，然而它们也留下了漫长的黑影，往往几天不能消失。

“为什么咖啡的味道这么坏？”我问马特维。

“它的煮法不对。”凯切尔说，介绍了他的煮法。咖啡还是那样。

“把酒精和咖啡壶给我，我自己来煮。”凯切尔说着便动手干。咖啡毫无起色，我向凯切尔指出这一点。他尝了尝，马上从眼镜下注视着我，用激动的嗓音问道：

“那么照你看，这咖啡没有好一些？”

“没有。”

“真奇怪，你在吃东西这种小事上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

“问题不在我，在咖啡。”

“简直太糟了，这就是不幸的自尊心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