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13/17页）

在结束这种比较之时，我还得谈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清楚地目睹了横亘在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鸿沟，不论你怎么号召忘记一切罪愆，怎么为各民族的友爱大声疾呼，要建成一座沟通双方的桥梁还为时尚早呢。

1852年，我和泰西埃·迪莫丹104一起从热那亚前往卢加诺；我们在夜间到达了阿罗纳，打听轮船的消息，得知第二天早上八时开船后便去睡了。到了早上七点半，旅馆仆役送走了行李，我们抵达码头时行李已在船上。尽管这样，我们没有立即上船，却露出迟疑的目光彼此看了一眼。

在嘈杂和摇晃的轮船上空，飘着一面双头鹰的大白旗105，船尾漆着几个字：“拉杰茨基公爵号”。昨晚我们忘了问这是哪一国的船，是奥地利的还是撒丁的？泰西埃是经凡尔赛法庭缺席审判判处流放的。尽管这跟奥地利无关，但它不会以此事为借口，哪怕为了侦查，把我们扣留六个月吗？巴枯宁的例子说明，他们也可以同样对待我们。根据与皮埃蒙特的协定，对不在伦巴第境内上岸前往马格第诺（它已属于瑞士）的旅客，奥地利无权查看护照。但是我想，只要可能，他们不会放弃这种可以抓到马志尼或科苏特的简单办法。

“怎么办？”泰西埃说，“向后转是可笑的。”

“那就向前进吧！”于是我们上了甲板。

解缆启航时，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旅客。这为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两尊小型大炮用特殊的方法固定在船上。轮船离岸后，士兵散开了。船舱壁上挂着航行规则，它证实不在伦巴第上岸的旅客不必出示护照，但又补充说，如果这些人中有行为不轨，触犯“皇帝和君主”的治安规则的，可按奥地利法规给予惩处。这样，凡是戴卡拉布里亚宽边帽或三色帽徽的，在奥地利人眼中都成了罪行。直到这时我才清楚，我们落进了什么人的手掌。然而我对这次旅行毫不感到后悔，因为一路上什么意外事故也没发生，相反，我还增进了不少阅历。

甲板上坐着几个意大利人：他们板起了脸，默默抽雪茄，不时怀着隐藏的仇恨瞟一眼那些穿白上装的、淡黄头发的军官。这些人毫无必要地跑东跑西，瞎管闲事；应该指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有的还是才二十来岁的孩子，我现在还仿佛能听到他们那种尖细而刺耳的粗野嗓音，那种像咳嗽一般的淫荡笑声，尤其是那种奥地利口音的难听的德国话。我再说一遍，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我觉得，他们站在我们的鼻子跟前却背对着我们，这姿势本身便是在向我们装模作样地示威：“听着，我们是胜利者，你们得听我们的！”单单为了这一点就应该把他们扔进海里；我甚至感到，要是当真发生这种事，我一定会幸灾乐祸，唯恐不把他们淹死。

要是谁愿意花些工夫对这两种人看上五分钟，他一定会明白，在这些人之间是根本谈不到调和的，他们的血液中就包含着彼此的仇恨，要使它溶化，缓解，消失在无害的种族差别中，恐怕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到了午后，一部分旅客进舱去了，另一部分人叫了菜在甲板上用膳。这时，种族的区别更加鲜明了。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举止没有一点是相同的。意大利人吃得少，带有他们天生的优雅而自然的风度。那些军官却狼吞虎咽，嚼食物有声音，还乱丢骨头，把盘子推来推去，有的人扑在桌上，又快又熟练地用调羹舀了汤，呼啦呼啦往嘴里送，还有的人用刀子直接吃白脱油，不用面包也不蘸盐。我瞧着这些吃喝大师，不免朝一个意大利人看了一眼，笑了笑，他马上领会了我的意思，也向我笑了笑，表示同感，还露出了一脸厌恶的神色。还有一点：我发现，意大利人不论要菜要酒，每次都会用头或目光向侍者表示一下谢意，奥地利军官却傲慢不逊，像俄国的退伍少尉或准尉当着外人的面对待农奴一样。

一个淡黄头发、瘦长条子的年轻军官作了最后的表演：他把一个五十来岁的士兵（从脸型看，大概是波兰人或克罗地亚人）叫来，为他的一个疏忽把他大骂了一顿。老头儿按规矩站得笔直，等军官骂完后，似乎想说什么，但刚讲了一声“长官”，淡黄头发的军官便厉声喊道：“住口！向后转，开步走！”然后向同伴们回过头来，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重又开始喝啤酒了。为什么要当着我们的面这么做？说不定是故意给我们看的。

船到马格第诺，我们一上岸，再也憋不住那一肚子闷气，随即对着还停在那儿的轮船大喊：“共和国万岁！”一个意大利人摇摇头，与我们呼应道：“啐，这些畜生，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