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12/17页）

盎格鲁-日耳曼种族比法兰克-罗马种族粗鲁得多。对此无可非议，这是它的生理特征，为此生气是可笑的。现在已应彻底理解，不同种族的人正如不同类别的动物一样，具有不同的特点，他们对此并无过错。牛不如马漂亮，不如鹿敏捷，但谁也不能因此生牛的气，马的里脊肉不如牛的可口，但谁也不能因此责怪马；为了动物界的和平共处，我们只能要求它们友好地生活在同一块草地上，不要彼此用角抵触，或者用蹄踹踢。在自然界，大家只能得到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取得它们可以取得的形态，然后接受各自的种属特征；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点，增加另外一点，然而要求马提供牛排的味道，或者要求牛也会遛蹄——这却是荒谬的。

为了具体理解欧洲各族人民中两种相反传统的差别，不妨看一下巴黎街头和伦敦街头的孩子；我选择他们，因为他们是不会弄虚作假，掩饰自己的粗鲁行为的。

你们瞧，巴黎的流浪儿童如何嘲笑古怪的英国佬，伦敦街头的儿童又如何戏弄法国人，这小小的例子可以突出说明欧洲两大种族彼此对立的特征。巴黎的流浪儿童无所顾忌，纠缠不清，也许会使人不能忍受，但是第一，他们的调皮捣蛋只限于讲些俏皮话，他们既滑稽，又叫人气恼；其次，有些话也会使他们自己感到脸红，因此马上住口，也有些话他们永远不会讲。你用暴力很难制止他们，如果受了欺侮，马上针锋相对举起手杖，那么我不能保证后果如何。还应该指出，法国孩子一定得有什么逗起他的好奇心，例如蓝条纹的红背心，砖红色的短燕尾服，与众不同的颈巾，拿着鹦鹉或抱着狗的听差，以及英国人一切独特的表现——当然只是在英国国外才显得独特。仅仅外国人还不足以引起追逐或者嘲笑。

伦敦儿童的捣乱比较简单，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只要他留着小胡子或大胡子，或者戴着阔边帽，马上会粗鲁地起哄，100大喊大叫，反复一二十次：“法国猪！法国狗！”如果外国人与他们对着干，那么嘲笑和叫喊就会变本加厉；如果他避开他们，他们就会在后面追赶，于是他只得采取最后手段：举起了手杖，也许还真的打到了前面靠近他的人身上。这样，孩子们马上抱头鼠窜，一边骂一边逃走，有时还从远处朝他扔泥巴或石子。

在法国，成年的工人、店员或者女小贩，从来不会与孩子们一起捉弄外国人；在伦敦却不然，一切邋遢女人，一切成年店员，都会给孩子们助威，一起戏弄你。

在法国有件护身法宝，它可以使最大胆的顽童马上停止恶作剧，那便是贫穷。然而在一个把乞丐视作最可耻的称呼的国家101，外国人越是穷，越是无依无靠，他受到的欺侮也越大。

有一个意大利流亡者，从前在奥地利骑兵中当过军官，战后衣食无着，离开了祖国，到了冬天，只得穿着军用大衣上街。他每天都得路过一个市场，这套装束便在市场上引起了哄笑，人们喊道：“这是哪个裁缝做的？”说完便哈哈大笑，弄到最后竟然揪他的领子，意大利人只得丢下大衣逃走，身上只剩一件上装，冷得瑟瑟发抖。

这类粗暴的街头恶作剧，这种毫无怜悯之心、不知适可而止的行为，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殴打妇女的事在英国比任何地方多，比任何地方严重，102为什么在英国父亲不惜凌辱女儿，丈夫不惜凌辱妻子，在法庭上控告她们。

街上的这种不文明行为，起先曾使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极为气愤。德国人却相反，只是哈哈大笑，用同样的咒骂回答它们，以致彼此骂个没完，这使他心满意足。双方都觉得这很痛快，不失为有趣的游戏。傲慢的英国人气呼呼地骂他：“大混蛋！”德国人便答道：“约翰牛大混蛋！”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这样的对骂不仅街上有，只要看一下马克思、海因岑、卢格一伙人的论争就知道了，这从1849年起就没停止过，直到现在还在大洋彼岸继续着。103我们的眼睛看不惯报刊上的这些词句，这种指责方式，那简直什么也不放过：人格，荣誉，家庭私事，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统统遭到了攻击。

在英国人那里，随着知识水准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粗鲁作风会逐渐减少；但在德国人那里，这永远不可能。在德国，最伟大的诗人（除了席勒）也不能完全避免粗野庸俗的习气。

德国人的作风之所以粗俗，原因之一在于德国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教育。德国人也读书，而且读得不少，但根本谈不到教育，哪怕在贵族中也是兵营和军官习气占上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审美能力。法国人则是失去了这种能力，正如他们失去了优美的文风一样；今天的法国人写信用的大多是生意人和恶讼师的口吻——柜台和营房败坏了他们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