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10/17页）

我从意大利流亡者一下子转向德国流亡者的时候，情形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理论方面比其他民族发达，但直至目前，这对他们并无多大好处。他们从狂热的天主教转向了先验哲学的新教虔诚主义和语文学的诗歌主义，目前又有些在向实证科学转变，由此可见，他们“在每个年级都勤奋学习”，这构成了他们的全部历史；到了最后审判，上帝会给他们评定总分的。德国的平民百姓学习不多，吃的苦却不少：他们为了信仰新教的权利，付出了三十年战争的代价，为了独立生存的权利，即在俄国监督下苟延残喘的权利，付出了与拿破仑作战的代价。861814至1815年，德国得到的解放是彻头彻尾的复辟，在热罗姆·波拿巴87的王位上出现了全国臣民之父88，他戴着扑粉的假发，穿着闲置已久、形式照旧的礼服，宣布按顺序将在下一天举行——假定说第四十五次阅兵典礼（因为革命前举行到四十四次为止），这时所有获得解放的人民才发觉，他们一下子失去了现在，回到了另一个时代，每个人不免摸摸后脑勺，不知那里是否长出了缚缎带的辫子。人民老老实实、愚昧无知地接受了这一切，唱起了克尔纳89的歌。科学又向前发展了。希腊悲剧在柏林上演，歌德的剧本也在魏玛的舞台上红极一时。

在德国，哪怕思想最激进的人，在私生活领域依然是市侩。他们敢于违背逻辑，不把思想贯彻到实践中，以致造成了彰明较著的矛盾。在德国人眼中，革命和一切事物一样，重要的是普遍概念，理所当然，它不受条件限制，因而也与实际无关，他们满足于掌握它的理论体系，认为一件事如果理解了，也就是完成了，思想变为事实，正如理解事实的意义一样容易。

英国人与法国人充满成见，德国人却没有；但不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在生活中贯彻自己的信念——他们服从他们所接受的一切，哪怕那是荒谬的，只要得到他们的承认即可。德国人却除了理性和逻辑，什么也不承认，但他们服从许多东西，只要他们认为必要——这是为了利益出卖灵魂。

法国人在精神上不是自由的：他们在行动上富于创造性，但思想上是贫乏的。他们按照流行的观念、公认的形式思想，给鄙俗的观念披上了时髦的外衣，便心安理得。新事物很难得到他们承认，尽管他们对它趋之若鹜。法国人压制自己的家人，相信这是他们的义务，正如他们相信“荣誉勋位团”90，相信法庭的判决一样。德国人什么也不相信，只是利用符合自己需要的社会偏见。他们习惯于小康生活，习惯于舒适和平静，从办公室回到自己漂亮的卧室，他们便为睡衣、休息和饮食放弃自己的自由思想。德国人是享乐主义者，人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只是因为那种简单的娱乐和庸俗的生活并不引人入胜；但是爱斯基摩人可以为一点鱼油牺牲一切，他们与卢库卢斯91同样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何况德国人天生不爱活动，极易发胖，在原来的生活方式中已扎下千百条根子，凡是可以破坏他们的习惯的一切，都会在他们的市侩性格中引起恐怖的反应。

德国的一切革命家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克服了民族观点”，可是又充满着最激烈、最固执的爱国精神。他们准备接受世界共和国，消灭国家的界线，但是的里雅斯特和但泽必须属于德国。维也纳的大学生甘心投奔拉杰茨基92麾下，前往伦巴第作战，甚至在一位教授的倡议下，带走了一门赠给因斯布鲁克93的大炮。

在这种傲慢的、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下，德国从第一次革命直到今天，始终惶惶不安地注视着右边，也注视着左边。这边是法国张开了战旗想渡过莱茵河，那边是俄国想渡过涅曼河，于是这个二千五百万人的民族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危如累卵，便在恐怖中咒骂，在恐怖中憎恨；为了安慰自己，他们根据历史文献，企图从理论上证明，法国的存在已经不复存在，而俄国的存在还没有真正存在。

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战斗的”国民议会94，集中了“各界精英”：教授、医生、神学家、药剂师和语文学家，它一面向远在伦巴第的奥地利士兵发出欢呼，一面加紧压迫波兹南的波兰人。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本民族问题！）的关心95，只是出于“日耳曼主义”的立场。在沉默几个世纪之后，解放的德意志的代表们发出的第一句自由言论，却是针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这种对自由的不相适应，这些企图保留不合理权利的愚昧行动，徒然招致人们的嘲笑：狂妄的野心只有在强大的实力配合下才能通行无阻，可是现在德国没有这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