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8/17页）

我离开的一天，几个接近的朋友与我一起用饭，其中有皮扎卡尼，莫尔蒂尼75，科森兹……

“我们的朋友梅迪契生着淡黄头发，”我开玩笑道，“相貌像北方的贵族，可是他使我想起的却是凡·戴克画中的骑士，不是意大利人。”

“这很自然，”皮扎卡尼接着开玩笑道，“贾科莫是伦巴第人，他是德国骑士的后裔。”76

“弟兄们，”梅迪契说道，“我的血管中可没有一滴德国人的血，一滴也没有。”

“您讲得倒好，不行，您得拿出证据来，说明您为什么生得像北方人。”那人继续道。

“别胡扯，”梅迪契说。“如果我像北方人，那么一定是我哪个老奶奶有过一个相好的波兰人！”

在非俄罗斯人中，我没有遇到过比萨斐更纯洁、更老实的人。西欧人大多只因头脑迟钝，才显得老实巴交的不够灵敏，但有才能的人很少是老实的。在德国人中，除了对实际生活幼稚无知的人以外，没有人是老实的，这种老实叫人讨厌；在英国人中，老实往往来自缺乏敏捷的思想，这些人仿佛还没睡醒，不能清楚地理解一切。然而法国人却总是别有用心，一直在跟人演戏。他们不仅不老实，还有别的缺点：他们全都是蹩脚演员，不能扮得天衣无缝。装模作样、吹牛皮、讲漂亮话的习惯，已经深入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以致他们不惜为了演戏赴汤蹈火，牺牲生命，然而他们的牺牲还是虚伪的。这种事显得骇人听闻。许多人不愿把它们直言不讳地公之于众，但是自欺欺人更加可怕。

正因为这样，在这群自命不凡的庸人，这群矫揉造作、自吹自擂的才子中间，遇到了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没有丝毫伪装、不会自以为是、不会狂妄自大、不会像刀刮盘子一样刺刺不休的人，心里会觉得多么痛快，多么轻松。仿佛看了一场日戏，从闷热的、灯光照耀的戏院里走进了阳光中，眼前已不再是硬纸板糊的木兰花，帆布制作的棕榈树，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椴树，呼吸到了健康的新鲜空气。萨斐便属于这一类人。马志尼、阿尔梅利尼老人77和他，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三执政。萨斐主管内政部的工作，直到与法国人的战斗结束，他一直站在最前列——这在当时便意味着经常处在枪林弹雨下。

他逃亡后曾再一次越过亚平宁山：这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责任感，出于伟大的献身精神，是为了免得一些人伤心，免得自己的出走成为临阵脱逃的例子。他在波伦亚待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他一旦被捕，便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被枪决；然而他的任务不仅是潜伏，他还得展开活动，为起义作准备，等待米兰的消息。78我从未听他谈起过这段生活的细节。但另一个人告诉过我不少情况，这个人是有资格对英勇的行为做出评判的，而且我听到这一切时，正是他们的私人关系已濒于破裂的时候。萨斐是在奥尔西尼的陪同下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据后者说，萨斐当时那么安详平静，泰然自若，心情几乎是愉快的；他们步下高山时，尽管随时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敌人，萨斐却无忧无虑地唱着民歌，吟哦但丁的诗句……我想，他一定也会这样唱着歌、吟着诗走上断头台，不把自己的英勇行为当一回事。

在伦敦，不论在马志尼那里，或者在其他朋友那里，萨斐大多保持沉默，很少参加辩论，有时他情不自禁讲了几句，马上又沉默了。大家不理解他，这我看得很清楚，他不是一个会自我标榜的人……但是在那些后来离开了马志尼的人中，我从未听到一个人说过一句半句反对萨斐的话。

一天晚上，我与马志尼在谈到莱奥帕尔迪79时发生了争论。

莱奥帕尔迪的一些诗篇赢得了我的热烈赞扬。他像拜伦一样，内省的情绪严重损害了他的诗歌，但也像拜伦一样，他的诗句有时跟刀一样犀利，可以刺痛心灵，唤起我们心灵的悲痛。这样的字句和诗行在莱蒙托夫那里有，在巴比埃80的某些抑扬格诗篇中也有。

莱奥帕尔迪的诗集是纳塔利娅读的最后一本书，她临死前还在翻阅它……

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宣传和鼓动群众的人，不会理解这些痛苦的沉思，这种消磨意志的怀疑。他们在那里看到的只是无益的呻吟，软弱的悲戚。马志尼不可能同情莱奥帕尔迪，这我早已料到；但没想到他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攻击他。我感到惋惜；不言而喻，他之所以对他生气，是因为他不能为他的宣传服务。同样，腓特烈大帝也可能对……我不知道说谁好，哦，例如，对莫扎特生气，因为他不适合做他的勤务兵。这是令人气愤的扼杀个性的行为，要把人们纳入特定的范畴和模式，仿佛历史的发展与乡村警察摊派徭役一样，不必征求意见，不用考虑身体强弱，愿意与否，一律得听候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