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2/10页）

人口不多的非集权国家瑞士，像许德拉5和布里亚柔斯6，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它的头在哪儿，心脏又在哪儿呢？此外，没有京城，就不可能想象有国王。瑞士决不会出现国王，正如纽约不可能制定俄国的官阶制度。高山、共和精神和联邦制度，在瑞士扶植和培育了一种刚毅坚强的人，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正如他们的山陵具有鲜明的地形，他们在群山环抱中建立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一样。

不妨看看代表各州的射手怎样举着本州的旗子，穿着本州的服装，背着卡宾枪，汇集在联邦的某个射击比赛场上。他们为各自的特点和各自的团结自豪，从故乡的山上来到这里，彼此发出兄弟般的欢呼，也向联邦的旗子（它保存在上次举行比赛的城市中）欢呼，然而从来不会互相混杂。

在自由民族的这些节日中，在他们的军事游戏中，没有君主国令人不快的自我炫耀，没有金碧辉煌的贵族排场，没有五色缤纷的近卫军，有的只是庄严和威武的仪表。到处听到的都是自由的谈话，喝的都是家酿的美酒，到处都在欢呼，歌唱，奏乐，大家感到肩上没有沉重的负担，那压迫他们的权力……

我到达日内瓦后不久，市里在学校放假前为所有的学生举办了一次宴会。州长詹姆斯·法齐7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在卡鲁日郊区的一块空地上搭了一个大帐篷。议员和全州的名流都来到这里，与孩子们一起用膳。一部分市民穿着制服，拿着枪，担任荣誉警卫人员，这是每年轮流的。法齐的演说充满激进派色彩，他祝贺了得奖的学生，在奏乐和礼炮声中提议“为未来的公民”干杯！这以后，孩子们两个一排随着他走进空地，那里有各种娱乐活动，气球和杂技表演等。武装的市民（也就是孩子的父兄叔伯们）夹道列队，在学生行列开始经过时，他们便举枪敬礼……是的，向小辈和孩子们，向州政府出钱培养的孤儿们敬礼……孩子是城市的尊贵客人——它的“未来公民”。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参加过学校和其他庆祝活动的人说来显得多么新鲜。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每个工人，每个成年的农民，饭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泽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务，参与各种活动，加入各个党派。他们的语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万别，如果日内瓦的工人有时使人想起里昂工人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单纯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尔周围的人，但是这毫无关系，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同样热烈地参加社会活动。在法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分支机构遍布各个城镇，它们的成员关心革命问题，顺便也会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实情况。然而这些组织以外的人，尤其是农民，却什么也不知道，也根本不关心法国全国或全省的事。

最后，我们和法国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员没有任何特定的服饰和标志，瑞士的政府没有任何豪华的排场。州长和联邦议会议长，国务部长（即内阁官员）和联邦军官，在咖啡馆里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饭，讨论国家大事，和工人辩论，也当着大家的面与其他官员辩论；他们喝的是同样的葡萄酒和樱桃酒。

从我与法齐认识起，他单纯的民主作风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后我才发现，在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场合，州政府绝不是软弱无力的，尽管它没有庄严的制服，镶饰条的裤子，带翎毛的帽子，拿锤形杖的司阍，留胡子的卫队长，以及其他一切华丽外表和毫无意义的君主国装饰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难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联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头理论家手中，部长们失去了主意。一度拒绝过路易-菲力普驱逐路易-拿破仑的要求的联邦政府8，现在惊慌失措，按照后者的命令，开始驱逐在那里寻找庇护的人，还以同样的办法讨好奥地利和普鲁士。当然，现在跟联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愿采取极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国王，而是手上的鲜血还没有干的、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独夫民贼。可是联邦议会怕什么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边，它就会明白，那些邻国的政府只是用残暴和恫吓在尽力掩盖自己内心的惶恐。在1849年，它们没有一个政府是充分稳定、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战争的。联邦政府只要挺起腰杆子，它们就不敢吭声。但是那些空头理论家宁可采取胆怯的退让政策，对无处藏身的人进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几个州，包括日内瓦在内，对联邦议会作过长时间的反抗，但最后连法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卷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动。

他的地位对他十分不利。从一个秘密活动者变成一名政府官员，不论事情如何自然，仍包含着可笑的、棘手的方面。事实上应该说，不是法齐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齐，尽管这样，从前的密谋者与现在的州长不可能毫无矛盾。他有时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开违背联邦的法令，或者采取十多年来他一贯反对的那些措施。他只能随机应变，有时这么办，有时那么办，结果使双方都对自己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