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3/10页）

法齐是一个精力充沛、才能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但是过于像法国人，喜欢采取强硬手段，喜欢集中，喜欢权力。他一生都在政治斗争中度过。在他的青年时代，我们看到他站在1830年巴黎的街垒上，后来又与反对拉斐德9和银行家们的那些年轻人一起站在巴黎市政厅中，要求宣布共和制。佩里埃10和拉菲特11认为，“最好的共和主义者”便是奥尔良公爵，于是他当了国王，而法齐走上了极端共和主义反对派的立场。这时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12和马拉斯特13，与人权协会和烧炭党人站在一起，参加了马志尼对萨瓦的进军，出版了杂志，可是当局按法国方式用罚款迫使它停刊了……

最后，他相信他在法国已无事可做，于是想起了祖国，把全部精力，全部作为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地下工作者的经验，转移到了日内瓦州，要在那里贯彻自己的思想。

他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并在那儿付之实施。日内瓦展开了反对旧政权的活动；辩论、进攻和回击，从室内和报纸上走进了广场，法齐成了全市叛乱群众的首脑。正当他发号施令，指挥武装的弟兄们的时候，一个白发老人从窗口探出了脑袋，他作为职业军人，不能不对人员和大炮的配置提出劝告。法齐听从了他的话。劝告是切实有效的——但这军人是谁呢？他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14，库尔木战役的联军总司令，尼古拉登基后便离开了俄国，此后几乎一直住在日内瓦。

在这个变革时期，法齐表明他不仅足智多谋，判断正确，而且具备圣茹斯特认为革命家所不可缺少的果敢精神。他几乎没有流血便挫败了保守派，他来到州议会，宣称它已被解散。议员们想逮捕他，愤怒地问道：“你凭什么敢这么讲？”

“我凭日内瓦人民的名义，他们讨厌你们的腐败统治，跟我站在一起。”于是法齐拉开门口的布幔，荷枪实弹的人群挤进了大厅，只要法齐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举起枪来射击。“贵族元老”和天性和平的加尔文派信徒们大惊失色。

“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走开！”法齐说，于是他们乖乖地溜回家了。法齐坐到桌后，动手书写法令和“决议”，宣布日内瓦人民消灭了旧政权，准备进行新的选举，通过新的法典，在这一切实现以前，人民授予了詹姆斯·法齐以行政权力。这便是雾月18日15，只是它是为民主和人民实行的。虽然他自己选举自己当了独裁者，但选举是无可指责，十分成功的。

从那时起，也就是从1846年起，他便统治着日内瓦。由于按照宪法，州长任期为两年，不得连任，因此每隔两年，日内瓦人得从法齐那些平庸的追随者中选出一人接替他，这样，事实上他仍是州长，保守派和虔诚派教徒只好望洋兴叹，永远当他们的少数派。

法齐在执政期间表现了新的才能。政府工作和财政状况都获得了很大进展；他坚决执行激进派原则，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这表明他不仅是有力的破坏者，也是有力的组织者。日内瓦由于他而日益繁荣。对我这么说的不仅有他的朋友，还有与他完全无关的人，例如，库尔木战役的那位著名的胜利者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便是其中的一个。

法齐为人严峻激烈，办事雷厉风行，始终保持着带有专制色彩的共和派特点。他习惯于独断独行，有时专制作风会压倒一切。此外，他对1848年后的事件和思潮毫无准备，因此一方面，他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他落到了形势后面。瞧，这个共和国不就是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和阿尔曼·卡雷尔16所想望的吗？……看来它还存在问题。他从前的同志马拉斯特现在当了国民议会议长，却向他指出，他“在早餐时，当着秘书的面”谈论天主教是不谨慎的，应该对宗教采取慎重态度，不要惹怒神父们；当《国民报》17这位前主编从一间屋子走进另一间时，两个岗兵得向他敬礼。法齐的另一个朋友和追随者走得更远18，自己成了共和国的总统，但他已经不想再同从前的同志打交道，打算自己当拿破仑了。“共和国在危险中！”然而工人和先进分子对它不再感兴趣，他们都在谈社会主义。对，这正是问题所在，于是法齐怒气冲冲、固执己见地攻击社会主义。这说明他已到达自己的极限，德国人所说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了。

他和马志尼在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以前都是社会主义者，现在当它从一般的向往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时，他们却成了它的敌人。我常与两人争论，我惊奇地发现，当一个人不愿被说服时，逻辑简直无能为力。如果这对他们两人只是策略，临时的必要让步，那么当初怎么会那么激昂慷慨，甚至在私人谈话中也表演得那么淋漓尽致呢？不，这里包含着对新学说的一种仇恨，因为这是在他们的圈子以外形成的；甚至它的名称也叫他们不满。有一次我向法齐提议，在我们的谈话中用“克莉奥帕特拉”代替社会主义这名称，免得这个词惹他生气，它的声音妨碍他对它的理解。马志尼反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后来带给这位著名革命家的危害，比拉杰茨基带给他的更多——不过现在且不谈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