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4/10页）

起先我不想学俄国同胞的样子，在大人物面前扮演低声下气的角色，因此甚至不愿同蒲鲁东太接近，这态度看来不是完全错的。他给我的回信很客气，但也很冷淡，显得有些矜持。

一开始我就想让他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不是发疯的俄国王公，我掏出钱来不是因为觉得革命好玩，尤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我也不是一个对法国政论界名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如果他肯接受两万四千法郎赠款，我便会感激不尽，最后，我更不是一个颟顸无知的匿名投资者，认为给《人民之声报》这样的报纸缴纳保证金是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我要让他看到，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么，我有我自己的明确目的，因此我希望对报纸发生真正的作用；由于我无条件赞同他对金钱的一切论述，我要求，首先，有权发表自己的和别人的文章，其次，有权主持整个外国部分，为它推荐编辑、记者等等，并要求在刊载他们的文章后付给稿酬。最后这点看来有些奇怪，但我可以担保，如果某个外国人敢于为自己的文章索取稿酬， 《国民报》和《改革报》一定会瞠目结舌，大为惊异。它们会认为这是冒犯或发疯，仿佛外国人在巴黎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不应该

支取充足的报酬。42

蒲鲁东接受了我的要求，但它们还是使他有些不高兴。1849年8月29日他往日内瓦给我写信道：“就这样，事情决定了：报纸由我全面负责，您参与它的工作，您的文章可以不经任何审查予以登载，除非编辑部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担心引起法律责任的，才不在此例。我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分歧只可能发生在论断上。至于对国外事件的评论，我们可以完全让您决定。您和我们是同一思想的使者。您会看到我们在一切讨论中采取的路线，您是必然会支持它的。我相信，我永远不必纠正您的意见；如果那样，我将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坦白地说，报纸的一切成功取决于我们的一致。必须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建立欧洲联盟的高度来看。假定我们不能彼此一致，那就等于假定我们没有发行报纸的必要条件，因而还是保持沉默的好。”

接到这份严格的咨文之后，我便汇出了二万四千法郎，并写了一封长信，信完全是友好的，但也是坚定的；我说，尽管我在理论上完全同意他的话，我还是得附带说一下，我是一个粗野的人，我乐于看到旧世界的崩溃，认为我们的使命便在于把它面临的覆灭通知它。“您的同胞们离接受这种想法距离还很遥远。我知道一个自由的法国人，那就是您。您的那些革命家只是保守分子。他们是不自觉的基督徒，他们在为共和制度战斗，但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您一个人从科学的高度上提出了否定和变革的问题，也是您首先向法国说明，从倾覆的大厦内部是找不到出路的，它也没什么值得拯救，它关于自由和革命的概念本身便渗透着保守思想和反动观念。确实，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在宪政问题上所唱的调子，不过是把基佐43和奥迪隆·巴罗44之流所唱的调子稍加变化而已。这便是在分析欧洲的形势时，在抨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敌人（这些敌人是非常容易对付的）的阵营，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阵营的反动势力、天主教、君主主义时，必须遵循的观点。必须揭露民主派和政府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既然我们不怕触犯战胜者，我们也不必为了虚伪的温情主义不敢去触犯被战胜者。

“我深信，只要我们的报纸不被共和国的宗教裁判所处死，它就能成为欧洲最好的报纸。”直至现在我还坚信这一点。但是我和蒲鲁东怎么会设想，从来不讲客气的波拿巴政府能容忍这样一份报纸？这是难以解释的。

蒲鲁东接到我的信很满意，在9月15日从孔斯耶尔热里监狱45写信给我道：“我非常高兴能与您合作，从事同一件工作，我也写了一点类似革命哲学的东西46，书名是《一个革命者的自白》。您在那里也许不会找到您那种粗野的活力，那是德国哲学赋予您的。但您不要忘记，我是为法国人写的，他们尽管怀有满腔的革命热情，应该承认，完全不足以担当自己的角色。我的观点不论有多大的局限，它还是比我国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能达到的高度高出不知多少倍。哪怕再过十年，我依然是他们中间的巨人。

“您对那些所谓共和主义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言而喻，这只是空头理论家中的一个变种。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互相说服的。您将发现，我和我的同人都是可以与您携手并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