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6/10页）

蒲鲁东有他的致命弱点，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样，超过这一点他便成了保守派和传统的俘虏。我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妇女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的N多么幸福，”蒲鲁东常常开玩笑道，“他的妻子不那么愚蠢，以致不会烧味道鲜美的牛肉浓汤，也不那么聪明，以致老是对他的文章信口雌黄。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蒲鲁东讲的是笑话，但它确实表达了他对妇女的基本看法。在家庭关系上，他的观念是粗俗的、反动的，不过它们表现的不是市民的资产者因素，宁可说是乡下“一家之主”的顽固感情，他们高傲地认为妇女是从属于他们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权独揽的主人。

这篇东西56写成后过了一年半，蒲鲁东出版了他的巨著《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

为了这部书，野蛮的法国又判了他三年监禁57。我认真地读完了它，合上第三卷时，阴郁的思想压得我透不出气。

可怕的……可怕的时代！……它那腐臭的空气毒害着最坚强的人……

这个“勇猛的战士”也支持不住，被压垮了；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同样强大的论辩精神，同样的气魄，但它只是把他引向预先拟定的结果；这已不是在彻底意义上的自由论述了。直到书的最后，我仍注视着蒲鲁东，就像肯特注视着李尔王，58等待他恢复清醒的理智，但是他越讲越不知所云——像李尔一样偏激，一样狂热，尽管也一样“从头到脚”洋溢着才华，但那是……“神经质的”才华。他抱着尸体奔跑，只是不是女儿的尸体，而是他认为还活着的母亲的尸体！59

拉丁民族的思想既否定一切又信仰宗教，既怀疑又迷信，它总是以某些权威的名义推翻另一些权威，很少走得更远，也很少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很少在论争中大胆而忠实地挣脱身上的全部绳索，像本书一样。在这里，它不仅摆脱了宗教上粗糙的二元论，也摆脱了哲学上精巧的二元论；不仅抛弃了天上的幻影，也抛弃了人间的幻影；它跨越了感伤主义的对人类的神化崇拜，对进步的天命观念，在那里已见不到对博爱、民主和进步的永恒不变的祈祷，那种在纷争和暴力中间显得既可厌又可怜的祈祷。蒲鲁东为了真正理解革命，牺牲了它的偶像，它的语言，给道德找到了唯一真实的地基——人的内心，它只承认理性，不承认理性以外的任何偶像。

然而在这一切之后，伟大的偶像破坏者却对解放了的个性感到害怕了，因而在抽象地解放了它以后，他重又陷入了形而上学，赋予了它实际上不存在的意志，但对它无法处理，只得把它献给非人的上帝，那冷若冰霜的正义的上帝，那均衡、沉静、安谧的上帝，那要求消除一切个性，溶化和长眠在无边的虚无世界中的婆罗门的上帝。

天平放到了空虚的祭坛上。这将成为人类新的考地安岔道60。

他所向往的正义甚至没有柏拉图共和国那种人为的和谐，没有情欲和牺牲的优美平衡。这位高卢政论家没有从“虚无主义的、轻松活泼的希腊”吸取任何东西，却以斯多葛派的精神把一切个人感情踹在脚下，不想为它们寻找与家庭和社会的要求协调的途径。在他眼中，“自由的”个人便是永不停息的守卫者和工作者，他承担着劳务，必须坚守岗位，直到死亡来临才服役期满；他必须扼杀一切个人的情欲，一切责任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不是他自己，他的意义、他的本质在他自身以外，他只是正义的工具，他像圣母马利亚一样，注定要怀着他的思想走过苦难的历程，为了拯救国家，把它在世上付诸实行。

家庭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正义的主要摇篮，它注定要从事永恒的、无休无止的劳动；它必须成为清除个人要求的祭台，情欲在这里毫无容身之地。作为现代工场组成部分的严峻的罗马式家庭，便是蒲鲁东的理想。基督教使家庭生活变得温情脉脉，它看重马利亚，轻视马大，61看重梦幻者，轻视主妇，一个女人由于沉湎在爱情中，犯了过错，它便宽恕她，向忏悔的她伸出手去；但在蒲鲁东的家庭中，爱情是没有地位的。不仅如此，基督教还把个人看得比家庭关系重要得多。它对儿子说道：“抛弃你的父母，跟我走吧”，但在蒲鲁东看来，为了体现正义，应该把这个儿子重新放在毫无保留的父权的管束下——儿子在父亲面前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在选择妻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必须接受奴役的锤炼，以便将来成为自己的孩子们的主宰者，生养这些孩子是他的义务，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不是出于爱情。在这样的家庭中，结婚是不能离婚的，但是可以像冰一样冷淡；婚姻本身便是对爱情的胜利，在主妇-妻子和劳动者-丈夫之间，爱情越少越好。黑格尔右派这些古老而陈旧的怪论，在蒲鲁东的笔下再一次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