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5/10页）

“我也认为，经济科学和历史哲学所要求的那种通过不知不觉的转变来完成的按部就班的和平步骤，对于革命说来已不再可能；我们需要激烈的冲击。但是作为预告未来灾祸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不应把灾祸说成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否则人们将会仇视我们，把我们赶走，可是我们必须生活……”

报纸十分成功。蒲鲁东从监狱中巧妙地指挥着自己的交响乐。他的文章充满独到的见解，监狱生活煽起的烈火和愤怒。

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拿破仑时写道：“总统先生，请问您是什么人？是男人，女人，两性人，野兽还是鱼？”可是我们大家还以为，这份报纸可以存在下去呢！

订户并不多，但街上的零售量很大，一天售出三万五千至四万份。最好的几期甚至脱销，例如，登载蒲鲁东的文章的那几期便销路激增，编辑部把它们印了五万至六万份，往往第二天一份可以卖到一法郎，而不是一个苏。47

但是尽管这样，到了3月1日，也就是过了半年，不仅出纳处已没有一个现钱，连保证金的一部分也抵充了罚款。停刊已成定局。蒲鲁东又大大加速了它的到来。情况是这样的：一天我在圣佩拉吉监狱48他的住处，看到阿尔顿舍49和另外两个编辑也在那儿。阿尔顿舍是法国贵族，曾当面顶撞帕凯厄50，把所有的贵族弄得大惊失色：当帕凯厄问他：“您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他却从讲坛上大声答道：

“不是，我非但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是基督教徒，也许我还是个自然神论者呢。”

他对蒲鲁东说， 《人民之声报》最近几期不够充实；蒲鲁东看了一下它们，脸色越来越不高兴，最后变得气呼呼的，对编辑们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监狱里，你们便趁此机会在编辑部睡大觉。不成，先生们，这样我就得与报纸脱离关系，我要在报上声明这一点。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被你们踩进污泥里；你们非得有人站在背后，监督每一行字不可。读者却把这看作我的报纸，不行，这种情形必须结束。明天我给你们寄一篇文章，让它消灭你们的粗制滥造给报纸造成的危害；我要使大家看到，我的报纸应该具有什么精神。”

从他怒气冲冲的样子看，大家以为他的文章一定火气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万岁！》简直是一篇讽刺的颂词——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诉讼，政府还按照自己的方式对蒲鲁东作了报复。他被调到了糟糕的狱室，那屋子比原来的坏多了，窗上一半钉了木板，除了天空，在屋里什么也看不到，还不准任何人探望他，门口设了特别岗哨。哪怕要使一个十六岁的淘气孩子变规矩，这些办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当局却用它们来对付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从伽利略的时代到现在，人们没有变得聪明一些，只是变得更加浅薄了。不过这种对天才的藐视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兴起的新现象。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种保障：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莱辛，都没有被送进过黑房子，或者罚站墙角；这些人有时会受到迫害，遭到杀戮，但谁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们，他们可以上断头台，但不能进劳教所。

资产阶级的帝制的法国喜欢平等。

蒲鲁东遭到迫害后，依然带着镣铐在挣扎，依然努力在1850年继续发行《人民之声报》，但这努力很快失败了。我的保证金已给攫夺得分文不剩。这个在法国唯一还有话想说的人只得沉默了。

我与蒲鲁东最后一次在圣佩拉吉见面，是在我被赶出法国的时候——他还有两年刑期未满。我们的告别是悲痛的，谁也看不到最近会面的任何希望。蒲鲁东心事重重，沉默不语，我满腹烦恼；两人都有不少话要说，但谁也不想开口。

我时常听人谈到他的严厉，他的粗鲁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没有这种体会。温柔的人所说的他的强硬，那是战士结实的肌肉；他那紧皱的双眉只是显示了思想的紧张活动；他在发怒时令人想起声色俱厉的路德，或者面对残余国会51发出嘲笑的克伦威尔。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视这一切。他知道，人们认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听米什莱52谈了我母亲和科利亚的不幸遭遇后53，从圣佩拉吉写信给我时，除了别的还写道：“难道命运还要从这个方面来打击您吗？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静。我爱您，把您深深藏在这儿，藏在这颗心中，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是石头做的。”

从那时起，我没见过他54。1851年，由于莱昂·福适55的照顾，我到巴黎待过几天，那时他已被送往某个中央监狱。过了一年，我秘密路过巴黎，但蒲鲁东这时在贝桑松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