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3/40页）

她总是千方百计要让丈夫摆脱那些阴暗的思想，她从未想到只有这些忧郁的思想才能挽救他。

浅薄、轻浮的埃玛，从不感到需要这种深刻的内心活动，它给人带来的显然只是痛苦。她属于那种只有两种节拍的简单性格，遇到任何疑难问题都用“非此即彼”的办法解决，至于是此还是彼，这无所谓，只要能解开疙瘩，让生活重新前进，至于向哪里前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她喜欢在谈话中插嘴，有时讲个小故事，有时提出一些实际的意见，但那是一种最庸俗的实惠思想。她相信我们中间谁也不像她那么实际，这是她得天独厚的本领，因此非但不装模作样加以掩饰，还卖弄这套想法。不过应该说，她在任何方面都没表现过严肃的实际观念。她忙忙碌碌，唠唠叨叨，谈的无非是物价和厨娘，家具和衣料——这跟办事能力毫不相干。她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因为一切都处在她的偏执狂的支配下；她总是小心翼翼，看丈夫的眼色行事，家庭中一切必要的活动，甚至子女的健康和教育，都得服从他反复无常的想法。

黑尔韦格自然不愿待在家里，要在我们这儿寻找平静与和谐。他认为我们的家庭是理想的家庭，他喜欢这儿的一切，他崇拜这儿的每个人，包括孩子在内。他幻想着怎样跟我们一起跑得远远的，然后在那里安静地观看欧洲这台黑暗的戏剧，一直看到最后一幕。

尽管这样，除了对一般的事我们持有同样的或者非常接近的理解以外，我们很少共同之点。

黑尔韦格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他存在的；他专为自己打算，要求别人理解他；他既胆怯又自私，不相信自己，同时又自命不凡。这一切合在一起便使他装模作样，喜怒无常，有时故意做得忧心忡忡，悲天悯人，有时又冷若冰霜。他经常需要有人照料，有人做伴，需要那种既是奴仆又是朋友的人（就像埃玛充当的角色），这种人在他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忍受他的冷面孔和他的申斥，但当他一旦需要，他们又得马上为他奔走，装出笑脸，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

我也寻求爱和友谊，寻求同情，甚至鼓掌，希望引起这种效果，但我从来不会像女人和猫那样装出一副苦闷和委屈的媚态，也不会老是要别人理解自己，体贴自己。也许，我行为中的自然真诚、过度自信和健全纯朴，那种听其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自尊心的表现，尽管我会因此招来灾祸，也置之不顾。在欢笑和悲痛中，在爱和互相关心中，我的感情都是真诚的，我感到快乐和忧愁不是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我有强壮的肌肉和神经，我可以独立自主，不必依赖别人，我准备向别人伸出热情的手，但我不会像乞求施舍似的乞求别人的帮助和支持。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难想象，我和黑尔韦格之间有时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但是首先，他对我比对别人谨慎得多；其次，他承认错误的伤心自白总能使我完全解除武装。他不是申辩，而是在友谊的名义下请求我宽恕他的软弱性格，这是他自己也知道并且加以谴责的。我扮演着一种保护人的角色，在别人面前卫护他，同时批评他，他也总是马上认错。他的屈服使埃玛大为扫兴——她为此嫉妒，总要取笑他几句。

1849年到了。

三 心的迷乱

到了1849年，我在黑尔韦格身上逐渐发现了各种变化。他反复无常的性格显得更突出了。有时无法忍受的忧郁会突然袭击他，弄得他坐立不安，不知怎么办好。他的丈人终于破产了，勉强保留的一点钱还得养活家里的其他人，贫穷更加来势凶猛，叩击着诗人的门……他想到这一点便心惊胆战，失去了一切勇气。埃玛在使劲挣扎，东奔西跑借债，抵押和变卖物品……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看到他们的真实处境。她不仅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必需品，而且不给孩子添置衣服，而这只是为了让他可以在“普罗旺斯兄弟”57饱餐一顿，买些无用的小玩意儿。他向她要钱，不知钱是哪里来的，也不想知道。我为此与她争吵，说她会毁了他，也向他指出这一点，可是他坚决不听，她却生我的气，结果一切照旧。

虽然他害怕贫穷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的忧郁却另有原因。

他发牢骚的时候，反反复复讲的是同一套话，这终于使我厌烦了。我有些生气，听到他一再抱怨自己软弱，同时责备我不需要体贴和温存，可他却由于得不到亲人的安慰正在日益憔悴和死亡；说他这么孤独和不幸，恨不得一死了事，还说他非常尊重埃玛，但是他那颗柔弱的心与她的气质迥然不同，她的粗鲁庸俗，“甚至她的大声说话”都叫他受不了。然后他又唠叨说，他对我的友谊怀有热烈的信心……从这种神经质的狂热状态中，我慢慢发现了一种感情，它使我吃了一惊——为他也像为我一样。我觉得，他对纳塔利娅的友谊已超过了一般的程度……我无法可想，只得保持沉默，但我为此担忧，预见到这将使我们迅速走上一条灾难的道路，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一切都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