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1/40页）

“你为什么停下？你揉你的。”诗人懒洋洋地说。

“您病了？”屠格涅夫问。

“没有，什么病也没有，我只是觉得这很舒服……嗯，有什么新闻？”

他们继续谈话，埃玛也继续揉脚。

她相信大家佩服她的丈夫，因此唠唠叨叨，老是谈他，既没发觉这些话叫人讨厌，也没注意到关于他如何神经过敏、喜怒无常的故事，对他实际上有害无益。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应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们是决不会引起别人反感的。

“我的格奥尔格太自私，太淘气了（我宠坏了他），”她常说，“但是谁比他更有权利淘气呢？一切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的孩子，他们全都给惯坏了……前几天他给我买了一束漂亮的山茶花，但到了家中他还舍不得给我，甚至不让我看到，把花藏在柜子里，一直放在那儿，结果全部枯死了——这么孩子气！”

这是她的话，一字不差。

埃玛的这种偶像崇拜把她的黑尔韦格带到了深渊边上，甚至他已掉进了深渊，即使还没死，至少已弄得丢尽脸皮，出尽洋相了。

二月革命像一声春雷，把德国惊醒了。从统一的、分割为三十九个部分的德意志祖国的四面八方传出了议论声，埋怨声，心跳声。在巴黎，德国工人组织了俱乐部，商量怎么办。临时政府鼓励他们——不是要他们起义，是要他们离开法国：他们在法国工人的影响下也变得不大安稳了。在弗洛孔48的欢送和祝福之后，在科西迪耶尔49致词猛烈抨击专制和暴政之后，当然想象得到，这些可怜虫回到德国难免遭到枪杀，上绞刑架，或者被投入监狱判二十年徒刑，但是这与他们已经无关了。

巴登的远征决定了，但是谁可以做救世主，这支由几百名和平的工人和手艺人组成的新莱茵军团50，由谁来率领呢？埃玛心想，除了伟大的诗人，还有谁？身上背着竖琴，手中拿着剑，骑在他在诗中幻想过的“战马”上，这不正是时候吗？他在战斗之后可以吟诗，在唱歌之后又可以去攻打敌人；他会被推举为执政者，站在一群国君中间，为自己的德国向他们宣布命令；在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会竖立起他的铜像，从银行家的故居便可以望见它；人们世世代代会讴歌他——在这些歌曲中……或许也不致忘记善良的、自我牺牲的埃玛，她充当过他的佩剑侍从、卫士和传令兵，“在进军中”保护过他。她在柏地尚新街尤曼的店里定制了一套黑、红、金三色的民族女式骑马军装51，还买了一顶黑天鹅绒帽子，帽徽也是那三种颜色。

埃玛通过朋友向工人们提出了诗人；他们正愁没有合适的人选，想起了黑尔韦格那些号召起义的诗歌，立刻推举他当了司令。埃玛说服他接受了这称号。

这个女人出于什么原因，要把自己心爱的人推上危险的位置？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件上表现过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那种镇静自若、随机应变的能力，那种敏捷的思考，那种远大的目光，最后，还有那种外科大夫做手术，游击队长指挥作战所不可缺少的勇气呢？这个萎靡不振的人有什么力量使一部分神经发挥加倍的作用，另一部分又被压制到毫无知觉呢？但坚决和镇定正来自这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她忘记了他听到一点响声便会心惊肉跳，遇到一点意外便会脸色发白，身体有一点痛楚便会灰心丧气，碰到一点危险便会手忙脚乱。为什么她要送他去接受可怕的考验呢？要知道，到了那里，是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靠散文或诗歌摆脱危险的；在那里，一方面是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桂冠，另一方面却是临阵脱逃和终生的耻辱。

她打的完全是另一种算盘——后来在谈话和通信中，她自己无意之间泄露过这一点。巴黎的共和国几乎未经战斗便宣告成立了，革命在意大利也占了优势，从柏林、甚至维也纳来的消息，都清楚地说明，这些王位已摇摇欲坠；很难想象，巴登大公和符腾堡国王抵挡得住革命思想的洪流。可以期待，自由的呼声一起，士兵就会丢下武器，人民就会伸开双臂迎接起义者，于是诗人宣布共和国成立，共和国又宣布诗人为独裁者——拉马丁不是做过独裁者吗？然后，作为独裁者的诗人带着头戴黑红金三色帽子的埃玛，在凯旋游行中走遍全德国，接受军队和公民的欢呼……

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巴登和士瓦本52的愚昧士兵不知道诗人，也不知道共和国，却非常熟悉军纪和自己的伍长，他们天生就是奴隶，因此喜欢军纪，盲目服从自己的校官和尉官。农民们毫无准备，看到自己的解放者突然闯了进来，却拿不出切实的计划，不禁大吃一惊。革命者中虽然有黑克尔53和维利希54那样英勇的人，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只是他们没有从战场上逃走，因为幸好……他们身边没有热恋的德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