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0/40页）

最后，由于没有全德国的伟人，她们只得降低要求，寻找小有名气的地方性天才；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对他们趋之若鹜，爱上了他们，所有的姑娘都为他们发狂，给他们绣背带和拖鞋，偷偷赠送各种纪念品，却不留下自己的姓名。

40年代的德国，思想界异常活跃。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个民族像浮士德一样在书斋中消磨了大半生，终于想走进市场，看一下花花世界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是枉费心机，新浮士德从欧白赫酒寮又返回了书斋。但当时还不是这样，尤其德国人，革命精神的每一次跳跃都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正是在这个时代的高潮中，黑尔韦格的政治诗发表了。我在那些诗中从未发现多大的才华，只有他的妻子才会把黑尔韦格与海涅相提并论。但海涅尖刻的怀疑精神已不合当时思想界的口味。40年代的德国人需要的不是歌德，也不是伏尔泰，而是贝朗瑞的诗歌和按照莱茵河那边的风格改编的《马赛曲》。黑尔韦格的诗有时结尾只是原封不动的法文口号：“共和国万岁！”这在1842年可以产生热烈的效果，但在1852年，谁也不会理会它们。要人反复诵读这些句子是不可能的。

黑尔韦格是民主主义的桂冠诗人，在德国每到一地都有宴会欢迎他，最后他到了柏林。大家竞相邀请他，为他举办晚宴和舞会，大家希望见到他，甚至国王本人43也产生了与他谈话的愿望，以致御医申莱恩认为必须引见黑尔韦格，满足这种愿望。

在柏林离王宫几步远的地方，住着一位银行家44。这个银行家的女儿早已倾心于黑尔韦格，尽管她还没见过他，也对他毫不理解，但是她读了他的诗，觉得她的天职便是使他得到幸福，给他的桂冠增添一朵美满家庭的玫瑰花。当她第一次在她父亲举行的晚会上见到他时，她终于相信这就是他，他也真的成了她的他。

一往情深、坚定不移的姑娘展开了大胆的进攻。起先，二十四岁的诗人听到结婚，尤其是跟容貌奇丑，作风像容克军官，讲话粗声粗气的女人结婚时，他吓得倒退了几步；未来已向他敞开了金碧辉煌的大门，舒适的家庭和妻子对他算得什么！……但是银行家的女儿向他敞开的却是现实的装满金币的钱袋，意大利和巴黎的旅行，斯特拉斯堡馅饼和沃若牌名酒……诗人是穷光蛋，像伊洛斯45一样。寄居在福伦46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动摇了，动摇的结果便是……接受了婚事，甚至忘了向福伦老人（福格特的外公）告辞和致谢。

埃玛亲自告诉我，诗人为嫁妆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谈判。他甚至从苏黎世寄来了家具和窗帷之类的图样，要求在结婚之前运出这一切——这是他的条件。关于爱情，他什么也没考虑，因此必须用别的东西代替它。埃玛明白这一点，决心靠其他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苏黎世过了一段时间，她便把丈夫带到了意大利，然后又一起住在巴黎。她在这里给自己的“宝贝”布置了一间书房，里面有柔软的沙发，厚厚的天鹅绒窗帘，贵重的地毯，小小的青铜雕像，整个生活显得安闲而空虚；这对他是新鲜的，他喜欢这种生活。就这样，他的诗才暗淡了，创作的欲望消失了；她为此生气，设法鼓励他，但同时又日甚一日地把他拖进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泥坑。47

她本人其实并不愚蠢，而且精力充沛，比他能干得多。她受的教育是纯粹德国式的，读书很多，五花八门，但都不是必要的；她什么都学一点，又什么都不精通。她缺乏女性的优美风度，这常常给人不愉快的印象。从刺耳的声音到笨拙的举动和粗俗的容貌，从阴冷的眼光到爱谈轻薄话题的下流习惯——一切都带有男性的气质。她当着大家的面向丈夫讨好，就像上了年纪的男人向年轻姑娘献媚一样；她总是注意他的眼色，还示意别人看他，给他整理围巾和头发，不识时务地、不合分寸地夸奖他。在外人面前，他感到不好意思，但在自己朋友中间，他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仿佛主人一心在办事，毫不在乎他的狗正热心地舐他的皮鞋，向他献媚。有时客人走后，这也在他们中间引起一些小争执；但是第二天，一往情深的埃玛又故技重演，开始用爱情来惹人讨厌了，他也重又为了舒适的生活，为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忍受这一切了。

她把自己的宝贝惯坏到了什么程度，下面这件小事便是最好的说明。

一天饭后，屠格涅夫上他们家，发现黑尔韦格躺在沙发上，埃玛正替他揉脚。看到他进屋，她便住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