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6/40页）

最后，这难道是闹着玩的吗？那神圣的一切是我们所爱过的，向往过的，为之作出过牺牲的。生活欺骗了我们，历史欺骗了我们，为它自己的利益欺骗了我们；它需要疯狂的人作媒介，至于他们清醒以后怎么样，这与它无关，它只是利用他们，然后让他们在残废收容所里了结一生。这是耻辱，令人懊丧的耻辱！可是在你的身边，心地单纯的朋友们耸耸肩膀，对你的灰心，你的焦躁感到讶异，他们等待着明天，他们想望的、从事的永远是同一些事，他们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停止，他们一直在走——然而始终没有前进一步……他们批评你，安慰你，指责你——这多么无聊，多么叫人受不了！

他们自称是“信仰的人，爱的人”，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怀疑和否定的人”相对立；他们不明白，把一生抚育的希望连根拔除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为真理而痛苦，他们从未为任何珍宝“号啕大哭”，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

我从受伤的心里挖出了鲜血淋漓的它，

我号啕大哭，抛弃了它。26

这些永不清醒的疯人是幸福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内心斗争，他们的痛苦只来自外在的原因，来自凶恶的人和意外的事故；他们的内心始终是完整的，良知始终是平静的，他们对一切心安理得。正因为这样，咬啮别人的内心的苦闷，在他们看来只是奇谈怪论，只是思想闲得无聊的消遣，只是无病呻吟。他们看到伤员嘲笑自己的木足，便得出结论，认为手术对他算不得什么；他们从未想到，他为什么未老先衰，锯断的腿遇到天气变化，遇到刮风下雨，如何隐隐作痛。

我这场病的合乎逻辑的自白，我的病历——那些被侮辱的思想的流露，已写在一系列文章中，它们便是《来自彼岸》。我在那里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后的偶像，我为我的痛苦和受骗，用讽刺向它们作了报复；我嘲笑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但我再次受到了迷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于是我又摔了跤。我对言语和旗号，对奉为神明的人类，对西方文明的唯一拯救者——教会，失去了信仰，但我仍相信着几个人，相信我自己。

我看到一切都在崩溃，我希望得救，开始新的生活，随着两三个人一起离开，回避和不再接触那些多余的人和事……在最后一篇上，我高傲地写上了我的题目：“我之所有尽在我身”27！

在事变的深渊中，在公共事务的漩涡中，生活瓦解了，烧伤了，一半腐烂了，它变得无所作为，只得重又退回青年的抒情时期，可是那已是没有青春、没有信仰的青年时期。我把赌注押在自己身上，我的船终于碰到水底的礁石上，撞得粉碎。确实，我没有遇难，但我失去了一切……

伤寒症

1848年冬，我的小女儿28病了。她觉得不舒服已好久，接着开始发低烧，后来烧似乎退了。给她看病的是名医雷厄，他认为她应该坐车到外边兜兜风，尽管那是冬季。这天气候晴朗，但并不暖和。她回家时脸色异常苍白，要吃些东西，但没等汤煮好，已在我们旁边的沙发上睡熟了。过了几个小时，她还没醒。自然科学家福格特的弟弟是学医的，正好在我们家。他说：“你们瞧这孩子，这不是正常的睡眠。”她脸上死一般的苍白，有些发青，我感到害怕，把手按在她额上——额头冰凉的。我亲自跑去找雷厄，幸好他在家，我把他拉来了。孩子还没醒，雷厄抱起她，使劲摇晃，还要我大声呼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说了一两句话，又闭上眼睛，死一般地睡着了，几乎看不出她还在呼吸。她在这种状态中继续了几天，变化很小，不吃，也几乎不喝，嘴唇发黑，指甲发青，身上出现了皮疹——这是伤寒症。雷厄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等待，观察病情的变化，这不能给我们多大希望。

孩子的神情是骇人的，看来她随时可能死去。妻面色苍白，默不作声，日夜守在床边，眼睛上蒙着一层珍珠似的光泽，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经极度紧张的表现。一次，夜里一点多钟，我仿佛觉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饰心头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我的头脑发晕，”她对我说，“给我一点水。”

我把杯子给她时，她没有一点知觉。这时屠格涅夫在我们家，与我们一起分担这些悲伤的时刻，他赶往药房买阿摩尼亚水，我一动不动，站在两个失去知觉的人中间，望着她们，束手无策。使女给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阳穴。过了几分钟，她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