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4/18页）

尽管这样，不能不指出，加里波第丝毫没有平民的粗鲁习气，或者伪装的民主作风。他的态度温和得像女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站在文明世界的顶端，不仅代表忠于人民本质的平民，而且代表了忠于本民族审美观念的意大利人。

他的外套是在胸前扣住的，不大像军人的披风，倒像军队中的高级祭司，即先知的法衣。看到他举起手来，人们等待的是祝福和问候，不是作战的命令。

加里波第谈起了波兰事件30。他对波兰人的勇敢表示惊异。

“没有组织，没有武器，没有人员，没有公开的界线，没有任何支持，便站起来对抗一个军事强国，坚持了一年多，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其他民族也这么干，那就太好了。这样的英雄主义不应该、也不可能毫无结果；我想，加利西亚在准备起义吧？”

我没作声。

“匈牙利也是这样——您不信吗？”

“不，我只是不知道。”

“嗯，那么在俄国会不会发生什么运动？”

“不会。自从我去年11月给您写信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政府觉得它在波兰的一切为非作歹，都能得到支持，因此一意孤行，根本不把欧洲放在眼里；社会的堕落越来越深。人民保持着沉默，似乎波兰事件与他们无关——尽管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是共同的，但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何况我们面前有的是时间，而他们却没有。”

谈话就这么又继续了几分钟，门口出现了几张典型的英国人的脸，传来了妇女衣服的窸窣声……我站了起来。

“您忙着要上哪儿？”加里波第问。

“我不想再侵占您接近英国人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在伦敦再见，是吗？”

“我一定来拜访。您决定住在萨瑟兰公爵府上吗？”

“是的。”加里波第说，似乎为了解释，又补充道：“我无法拒绝。”

“那么我上那儿找您，还一定在头上扑些粉，让斯塔福大厦的仆人以为我也是扑发粉的听差。”

这时桂冠诗人丁尼生31偕同夫人到了——但我看不惯这种桂冠，因此仍冒着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回到了考斯。

布景换了，但还是同一场戏。从考斯到南安普敦的轮船刚刚开走，下一班得过三个小时才开，因此我走进附近一家餐厅，叫了酒菜，开始读《泰晤士报》。刚看几行，我便惊呆了。七十五岁的亚伯拉罕由于跟新夏甲勾勾搭搭，两个月前受到了审查，最后只得牺牲哈利法克斯的以撒。斯坦斯菲尔德的辞职被接受了32。这正是在加里波第开始对英国进行隆重访问的时候。跟加里波第谈话时我甚至没想到会这样。

斯坦斯菲尔德看到对他的迫害没有停止，第二次提出了辞呈，这是很自然的。他应该一开始就挺起腰板，抛弃大臣的职位。斯坦斯菲尔德做得对。但是帕默斯顿怎样对待自己的同僚呢？他后来在演说中胡诌什么啦？……他那么卑躬屈膝，甜言蜜语，赞扬了他的同盟者33的宽宏大量，衷心希望他长命百岁，幸福无量，永远健康。仿佛人们真的相信警察就格列戈和特拉布戈34等人制造的这出闹剧似的。

这也是一次马真塔战役35。

我要了一张纸，给格尔卓尼写了一封信，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所以请他把《泰晤士报》念给加里波第听；我指出，把加里波第奉为神明，同时却任意侮辱马志尼，这是无耻。

我写道：“我已五十二岁，但我得承认，想到这种不公正的事，愤怒的眼泪便不禁从我眼中夺眶而出……”

这次旅行前几天，我去拜访过马志尼。这个人历尽忧患，善于忍受一切，是个老战士，什么也不能使他困倦，什么也不能使他灰心。但这次我发现他非常伤心，因为敌人正是选中了他，要用他作手段，把他的朋友36打下马背。在我给格尔卓尼写信的时候，我仿佛看到那个清癯的、正直的老人闪动着明亮的眼睛便站在我面前。

信写完后，饭菜端来了，我突然发现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个身材不高、淡黄头发、留着唇髭、穿着水手的蓝上衣的年轻人坐在壁炉旁边，像美国人似的把脚巧妙地举得跟耳朵那么高。他口齿伶俐，讲话很快，带有明显的外省口音，以致我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话，这更使我相信，他是上岸来饮酒作乐的水手。我不再注意他，因为他没同我搭讪，只是跟堂倌在谈天。我们的交往只限于我给他递了盐，而他作为答谢向我点了点头。

不久又来了一个黑黑的年纪不轻的教士，与他坐在一起，这人穿一身黑衣服，纽扣一直扣到了下巴那儿，脸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癫狂神气，这是经常与上天打交道的结果——紧张的宗教狂热情绪在他身上已从习惯变成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