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5/18页)

他与水手似乎很熟,到这儿来只是为了与他见面。谈了三四句话,他便不再说什么,开始讲道了。“我看到了马加比和基甸37……”他说道,“他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的剑,他的投石器……我望着他们,越看越感动,我含着眼泪反复道:‘上帝的剑,上帝的剑啊!’上帝挑选了软弱的大卫,可是他打败了歌利亚38。正因为这样,英国人民,上帝的选民,要去迎接他,像迎接黎巴嫩来的新娘一样……人民的心在上帝手里,它告诉大家,这是上帝的剑,上帝的工具,基甸!”

……门开了,进来的不是黎巴嫩的新娘,却一下子出现了十来个相貌堂堂的不列颠人,其中有沙夫茨伯里勋爵和林赛39。他们全都在桌旁坐下,要了些吃的,宣称马上得去布鲁克大厦。这是伦敦的正式代表团,是特地来迎接加里波第的。传教士闭上了嘴,但是水手在我眼中变得高大了,他露出不容置疑的厌恶表情,望着刚才进屋的代表团,以致我想起他的朋友刚才的讲道,不禁担心,如果他不是把他们当作魔鬼手中的剑和大刀,至少会当他们是削笔刀和刺血针。

我问他寄往布鲁克大厦的信该怎么写,单单写房子的名称成不成,是否还要加上附近的镇名。他说,什么也不必加。

代表团中一个头发花白、身体胖胖的老人问我,我写信到布鲁克大厦是寄给谁的?

“给格尔卓尼。”

“他好像是加里波第的秘书吧?”

“对。”

“那您不必费心,我们马上去那儿,我愿意为您捎信。”

我取出名片,把它与信一起交给了他。在大陆上会有这样的事吗?你们想想,如果在法国,一个人在旅馆里问你要寄信给谁,当他知道信是寄给加里波第的秘书的,他还会给你捎信吗?

信送到了,第二天我在伦敦收到了回信。

《明星晨报》国外版的编辑认出了我,开始问我,我是怎么找到加里波第的,他的健康状况如何等等。与他谈了几分钟,我便走进了吸烟室。我发现,淡黄头发的水手和他那位黑皮肤神学家,正坐在那儿喝啤酒,吸烟斗。

“怎么,”他对我说,“您瞧见这些家伙啦?……真是妙极了:沙夫茨伯里勋爵、林赛作为代表来邀请加里波第。好一出喜剧!他们是不是知道,加里波第是什么人?”

“他是上帝的武器,他手中的剑和投石器……因此上帝才选拔他,让他永远显得神圣而单纯……”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些先生跑来做什么?我得问问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在‘亚拉巴马号’上投入了多少资金?40……还是让加里波第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走走吧,他在那里可以更接近人民,不致受到公爵和勋爵的干扰。”

这人不是水手,是造船工人,多年住在美国,了解南北之间的问题,认为那里的战争没有什么希望。为此,神学家安慰他道:

“如果上帝要叫这些人民分成两部分,让他们兄弟相斗,那么他是有自己的意图的,如果我们暂时不理解,便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哪怕这使我们感到痛苦。”

黑格尔那句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这里又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作了最后一次解释。

我与水手和他的牧师友好地握了手,便回南安普敦了。

在轮船上,我遇到了激进派记者霍利约克;他在我后面会见了加里波第,加里波第通过他向马志尼发出了邀请;他已经拍了电报,请他前来南安普敦;霍利约克打算与梅诺蒂·加里波第和他的弟弟41一起在那里等他。霍利约克急于在当天晚上把两封信送到伦敦(邮寄只能在次日早上送到)。我为他解决了这难题。

晚上十一点我到了伦敦,在滑铁卢车站附近的约克旅馆订了个房间,便去送信了,很奇怪,这时雨还没有停。在一点钟或一点多一些,我回到旅馆,它已关了门。我用力敲门……一个躺在酒店栅栏外过夜的醉汉告诉我:“别在这儿敲门,胡同里有夜间用的门铃。”我拐进胡同,找到门铃,打了铃。门没有开,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脑袋从地下室钻出来,恶狠狠地问我要做什么?

“住店。”

“已经客满了。”

“我已在十一点钟亲自预订了房间。”

“对你说已经客满了!”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地下室的门,甚至不等我骂他,这样,我的骂毫无作用,他早已听不到。

事情不好办,半夜两点要在伦敦,特别是这一带找到房间,谈何容易。我想起了一家不大的法国饭店,便朝那儿走去。

“有房间吗?”我问老板。

“有,不过不太好。”

“让我看看。”

确实,他讲的是真话:房间不仅不太好,而且非常脏。无法可想,我打开了窗,便到餐厅待一会儿。那儿还有些法国人在喝酒,叫嚷,玩扑克,打多米诺牌。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是我认识的,他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时间跟他单独谈谈,他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