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8/18页）

“先生们，请不必再争了。”我当即走到加里波第面前，对他说：“在我说来，您的访问是非常宝贵的，目前尤其这样，因为俄国正处在黑暗时期，您的访问具有特殊的意义，您访问的不仅是我，也是我们的朋友们，那些关在监狱里和流放在苦役地的人们。我知道您多么忙，因此不敢邀请您。但是据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您吩咐他转告我，您愿意去。这对我是双倍的荣誉。我相信您是希望去的，但是我不想强迫您，因为据这位我不认识的先生说，”我用手指了指那个人，“这事会牵涉到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

“什么困难？”加里波第问。

节目主持人走到前面，匆匆忙忙向他罗列了种种理由，说明如果次日十一点钟前往特丁顿，三点钟便赶不回伦敦。

“这很容易解决，”加里波第说，“那就是说，我们不应在十一点，而应在十点动身，这不是很清楚吗？”

节目主持人走了。

“既然这样，为了免得浪费时间，互相等待，发生新的困难，”我说道，“请允许我在明晨十时到这儿来接您。”

“这太好了，我等着您。”

离开加里波第，我便去找赖德律-洛兰。我与他已有两年不见。这不是因为我们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只是因为我们很少共同的事。何况伦敦的生活，尤其是居住在郊区，往往使人们不知不觉疏远了。最近这段时间，他独自住着，很少活动，虽然依旧相信法国不久又会爆发革命，而且对它的关心并不比1849年6月14日差。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几乎也有这么久了，而且至今仍不相信。

赖德律-洛兰对我非常客气，但拒绝了邀请。他说，与加里波第再次会面，他衷心感到高兴，按理说，他应该上我家去，但是他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作为曾为罗马而蒙难的人（1849年6月13日）49，他与加里波第的首次会面只能在他自己家里，不能在别处。

他说：“如果加里波第的政治观点不允许他向法兰西共和国正式表示好感（不论是以我为代表，还是以路易·勃朗或我们中的任何人为代表都一样），我不会责怪他50。但我拒绝与他会面，不论这是在什么地方。作为个人，我希望见到他，尽管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找他。法兰西共和国不是妓女，需要暗中指定一个会面的地点。您不妨暂时把您的邀请搁在一边，坦率告诉我，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考虑。”

“我认为您是对的，我想，您不致反对我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加里波第吧？”

“恰恰相反。”

接着我们便谈别的了。二月革命和1848年又从坟墓中走了出来，通过当时的这位保民官的形象呈现在我眼前，只是这位保民官脸上的皱纹增多了，白发增加了。但他还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态度，主要是仍抱着同样的希望。

“形势非常好。帝国已束手无策。它走进了死胡同。今天我还得到消息：舆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不过已经够了；谁能想到，这种荒唐的局面会维持到1864年。”

我没有反驳他，我们在彼此相当满意的情况下分手了。

第二天我到了伦敦，先雇了一辆由两匹强壮的马拉的马车，然后上斯塔福大厦。

我到加里波第屋里找他，他不在。那位热心的意大利人还不罢休，仍在宣传特丁顿之行是完全不可能的。

“难道您以为，”他对格尔卓尼说，“公爵的马受得了十二英里或十三英里的来回奔波吗？他们肯定不同意给马的。”

“不用他们的马，我有马车。”

“但回来的马呢，还是原来的吗？”

“这不必您操心，如果马累了，可以换马。”

格尔卓尼气呼呼地对我说：

“这种折磨什么时候才结束！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他们管，也得听他们的。”

“您这是在讲我吗？”意大利人气得脸色煞白，嚷道，“亲爱的先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像对仆人一样讲话！”他从桌上抓起一支铅笔，一折两段，扔在地上，“既然这样，我可以什么也不管，马上就走！”

“您能这样，太感谢了。”

热心的意大利人匆匆走到门口，但在那里遇到了加里波第，他平静地看看他们，又看看我，然后说道：

“时间到了吗？现在我可以跟您走了，只是请您在两点半或三点送我回伦敦，现在让我接待一下我的老朋友，他刚到这儿，您大概也认识他，这是莫尔蒂尼。”

“岂但认识，我与他还是好朋友呢。如果您不反对，我可以邀请他。”

“好吧，我们一起去。”

莫尔蒂尼来了，我与萨斐走到窗口。突然那位代理人改变了主意，跑到我跟前，勇敢地问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