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旧信选编 (《往事与随想》附录)(第6/14页)

我就是我自己!”切实的思想和它们的天才的、生动的体现是了不起的事,但只有在这一切与作者的个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像火漆上盖的印与这个印本身一样关系紧密时,才是那样。你的成功便取决于这一点。你的一切都是独特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连缺点也不例外。但正因为这样,你的缺点往往变成了优点。例如,你个性强烈,喜欢讲挖苦话,这应该说属于你个人的缺点,但是在你的小说中,这类表现却往往十分出色。写吧,老弟,尽量写得多一些,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事业;你的这种天分,如果让它湮没无闻,你是完全应该受到谴责的。

最后,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和涅克拉索夫已拿到4月26日驿车的车票。

维·别

1846年4月6日于圣彼得堡

(七)

昨天我收到了你的信,亲爱的赫尔岑,为此我对你非常感谢。关于第一点47,我完全相信你,只是你别忘了预先安排一下,免得在路上我们错过见面的机会。

我的旅途印象48其实根本谈不上是旅途印象,正如你那些《研究自然的信》根本不是对大自然的研究一样。你也知道,我们在路上所看到的,所获得的印象,有多少是可以形诸笔墨的。因此,我的旅途印象只是文章的框架,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借用这名称。这方面的内容大多只限于恶劣的天气,以及更加恶劣的道路而已。

我要写的是:一,关于俄国的戏剧,它的状况糟糕的原因,以及舞台艺术在俄国迅速而彻底没落的原因。这方面我要说的话,有许多是别人和我都已讲过的,但应该对这问题作详尽的考察。米·谢在卡卢加,在哈尔科夫,都演出过,目前在敖德萨演出,也许还要在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辛菲罗波尔,以及鬼知道什么地方演出。我看了不少戏,既看排练,也看演出,在演员中挤来挤去。除此以外,米·谢还热心地为我解释,提供事实,因此一切显得新鲜,深刻。

二,在哈尔科夫,我读了《莫斯科文集》49。萨马林50的文章显得聪明,尖刻,甚至咄咄逼人,尽管作者是从温和与恭顺51这些不值得称道的原则出发,而且涉及了我在《祖国纪事》上的文章。但他多么聪明而尖刻地抨击了索洛古勃的贵族色彩!这使我相信,斯拉夫主义者也可以成为一个聪明的、有才能的、实事求是的人。然而霍米亚科夫……我让他来触犯我试试——我会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三,我还没拜读先科夫斯基52的谩骂,但他给我的文章提供了新材料,我很感激他。

由此可见,我的文章是报刊上的小品文,杂拌儿,拉拉杂杂什么都有,只是搀了一些论辩性的热情而已。

在卡卢加我遇到了伊·阿克萨科夫。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斯拉夫主义者,可是这么出色,好像从来没有当过斯拉夫主义者。一般说来,我碰到了胡说八道的谬论总会想,在斯拉夫主义者中间确实也有正派的人。我想到这一点不免难过,但是真理先于一切!

我的健康有了好转。我精神好些了,身体明显强壮了,但是咳嗽照旧,似乎还不肯离开我。从6月25日起,敖德萨天气热了,但从30日起又凉爽了一些,不过仍很暖和,以致夜间穿了夏季的衣服还得出汗。我正开始读但丁的书,那就是说,洗海水澡53,血流向胸口,整个早晨我都得咯血,医生吩咐暂时停止洗澡。

有一件事很糟。我收到妻子的最后两封信是在哈尔科夫,是5月22日和27日寄的,在两封信中,她都抱怨她心情不愉快,还在发烧;可从那以后直至目前,我没再收到她一个字,不知她现在怎样,真叫我担忧!否则现在什么也不做,我可以很愉快。

索科洛夫54是个好小伙子,但是沾染了外省的感伤主义;因此你在信上对他只字不提,几乎使他痛哭流涕。啊,外省,多么可怕的东西!敖德萨比其他一切省城还好一些呢,这可以称得是俄国的第三大都会,一个迷人的城市,但这只是对过路人而言。长期住在这儿会闷死。

请向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好。为什么你不在信上谈谈,现在奥加辽夫在哪里喝酒,萨京又在哪里奉承女人?向我们所有的朋友问好。你怎么从未提过科尔什55的一句新俏皮话?代我向他一家人问候,但不要对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56说,我为了得不到家里人的消息,心里很不安,否则她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丈夫,她有了这种看法,那是比科尔什最恶毒的俏皮话更糟糕的。再见。如果你不太懒,那就写信给我吧。

维·别

1846年7月4日于敖德萨

(八)

你好,亲爱的赫尔岑,我现在是在天涯海角给你写信,为的是让你知道我们还活在这个明朗的世界上,尽管我们不论在哪里都觉得世界是黑暗的。进入克里米亚草原后,我们看到了三种新奇的生物:克里米亚山羊,克里米亚骆驼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我认为,这是同一种族的不同类别,同一族生物中的三个不同支系:他们的面貌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彼此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是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唉!哪怕在鞑靼人那里,真正的、根本的、东方宗法制斯拉夫主义的特点,也在狡猾的西欧的影响下有些摇摇欲坠了。鞑靼人大部分头上披着长发,可是胡子却剃光了57!只有山羊和骆驼还保持着科托希欣58时代祖先的神圣习俗——它们没有自己的观点,充分的自由和强大的理性在它们看来都比瘟疫更可怕,它们又无限尊重自己的长亲,即鞑靼人,不论他把自己领往何处都可以,却不允许自己问他一声,为什么他不比它们聪明,却可以任意把它们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总之,它们已彻底掌握恭顺与温和的原则,在这方面他们发出的声音可能比舍维廖夫及全体可敬的斯拉夫主义弟兄们发出的更为悦耳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