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7/17页）

接下来是折磨人的三天。埃尔诺和他乐队的成员们，住在饭店顶层的阁楼里。在那里，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内。中午和晚上，我们都在饭店里用餐，但是要比客人们用餐提前一个半小时。我们的餐桌被安排在豪华餐厅的一个僻静的角落，跟所有大饭店一样，这里的菜肴也非常丰盛。作为“工作人员”，由于跟大厨关系良好，我们吃的东西很可能要比尊贵的客人们吃的味道更好……很有可能，给我们上的菜都是“精华”，最香美的部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像传染病患者一样被隔离起来“单独”用餐。虽然侍者抱着同行的友善和亲热款待我们，把最好吃的菜肴盛到我们的盘子里，可我真想连盘子带菜一起扣到他的脑袋上！我这三天的感受，跟在那之前我早已习惯了的感受截然不同。那条从世界通向我们自己的道路，漫长而坎坷，充满了这样折磨人的歧途，我们只在很久之后才能懂得它的意义和意味。在瑞士饭店的那三天里，我是埃尔诺（他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感情最细腻、气质最高贵的人）的客人，给我留下的记忆却终身难忘。就是那次，我直接体验到了两个世界的存在：头等阶层和次等阶层。我站在后台，看到了生活的构架。我被培养成了“绅士”，埃尔诺属于“侍者”；现在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另一个世界待了几天。那三天对我来讲简直是地狱。埃尔诺从下午五点开始在餐厅和咖啡馆里“工作”。在上等人享用晚餐的那几个小时，我待在饭店里无所事事，虽然我可以坐在咖啡馆内欣赏埃尔诺乐队没精打采地演奏德国歌剧音乐集锦，但我感到浑身发痒，如坐针毡。我怨恨埃尔诺将我“拽”进这个下层的世界，为自己受到某种上等阶层法则的制约而不得不跟埃尔诺绑在一起而感到痛苦，我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羞耻的绑缚，我不敢走近人群。假如在另一个我所归属的那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里，有一天人们得知我曾在一家瑞士大饭店的阁楼里跟仆人们一起睡过觉，他们将会怎样想我？……

埃尔诺邀请我去住两个星期。我在第四天就逃走了。我一副窘态、满脸涨红地跟埃尔诺撒谎，他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摇晃着身子，没看我的眼睛。我一个人去的火车站，埃尔诺没有送我。我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地就此决裂，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再没给我写过信。看来，他觉得这样对我们俩都好。这个创伤过了很久都未能愈合，后来，我梦到过在瑞士饭店的那些日子，我在梦里咬牙切齿，将盛着喷香饭菜的盘子扣到跑堂的头上。几年之后，埃尔诺死于疼痛不堪的不治之症。我再也没去过圣莫利茨。有几次，我去恩嘎丁[74]那一带的小乡村旅行，离那里很近，但我总是绕开圣莫利茨。这种感觉，要比理智、意愿和悟性都更强大。要知道，我担心被哪个跑堂认出来。

5

我有一半的亲戚是隐形的，难以接近，高高在上。马伽什大伯父[75]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亲戚。大伯父的钱多得不可思议，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即使悲观的人也会说，他至少有十万福林。最奇怪的是，这位有钱的亲戚从来不做生意，而是靠抽象的哲学和教书挣钱。几十年里，他先是当匈牙利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安德拉什伯爵的私人教师，之后担任他的法律顾问。他俩有一次吵翻了，大伯父返回维也纳，开始在特蕾西亚大学执教。他教授法律，用他的话说是“法律哲学”。安德拉什在信里给他寄了最后一笔薪金，六万福林，六十张一千面值的钞票；伯爵没寄挂号信，信封里装了那么多张的千元巨钞，可连一个字也没写。

大伯父收下那叠千元巨钞，在维也纳生活，住在特蕾西亚学校一套两室的公寓里，培养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贵族精英。他很早就结婚了，蓄着跟上帝一样的白色络腮胡。他是一位谨慎、敏感、高贵的思想者。作为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特蕾西亚学校教师、匈牙利伯爵的法律顾问和亲信，他是奥地利第一批在公开讲演中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信徒的人之一，要比维克托·阿德勒[76]早几十年。他的观点十分纯粹，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他为手工业者和工人们举办讲座，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拉萨尔[77]。他创办了奥地利的第一家工人联合会，捐出一万福林作为援助基金，旨在改善工人的生活。那些工人运动领袖和职业革命家利用了他的善心和轻信，接受了他的捐款，称他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当时，这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大伯父对此没有恼火。他撰写文章宣扬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内容”。90年代，英国下议院曾朗读过一篇他撰写的这方面文章，将他尊为“理想社会主义”的伟大榜样。党派从来没有接纳过他，他至死都是一位孤独的斗士，被人尊为“怀有浪漫主义理念的社会主义者”，试图用博爱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承认，在这位非职业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不仅在他身上，而且在他的文字里——确实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孤傲，某种无法置身于任何集体之中的精神追求者的孤傲。他把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工人运动，因为他坚信工人运动终会成功，但他并未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大伯父一辈子都在特蕾西亚学校执教，后来当上了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