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8/14页）

仿佛听到哈梅林魔笛手[118]神奇的笛声，我们朝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哨声向我们的统治者汇集。要想逃出去并不容易，每时每刻，家里都有人看守我：母亲，家庭教师。在孩子房间的桌子上方，钉着一张字体歪斜的“日程表”，上面为八岁孩子的每个半小时都起了名字：起床，祷告，洗澡，早餐，散步和玩耍，上午茶和游戏；每天从早到晚，每分钟都有规定的内容。我母亲想要这样，她在我们身上不遗余力地实践她曾经的教育理论。我从家里逃出去，亵渎了“日程表”，我用完全自觉自愿的方式冲破了母亲在我们周围画下的、时刻监视我们的魔圈……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危险的行动……只要那魔法的哨声一响，我们立即冲出屋子——不仅是我，住在二层的玻璃制造商的儿子也逃出来，平时他也遭到严格看管，还有住在底层的无产者子弟，这栋公寓楼内所有隐秘、兴奋地组成这个小团伙的孩子们——有的时候，我们凑到一起只短短几分钟，我们就像地下的恋人，一听到指令，就在我们的帝国里飞奔，在地下室，在顶楼，或在玻璃圆顶的“伯利恒”光线昏暗的过道里。我们将他索要的礼物交给他——他一声不响地收纳贡品——我们谈好下次的碰面，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回各自的房间，继续“玩耍”或学习，经常还要因为我们无人理解、难以解释的出逃而承受处罚。每天，我们随时随刻听候召唤；他凌驾于我们的身心之上；我们盲目顺从地听他的指令。

我们的统治者并不怎么有教养；有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谈论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知识范畴，他会木呆呆地盯着我们，那双好奇的眼睛里光泽暗淡，在他粗鲁而敏感的孩子的嘴角，浮现出一丝邪恶、怯懦、敌意的线条。但在家里，在有仆人伺候我们的漂亮房间内，我们的“另一半生活”格外烦人；尤其是，当我被迫跟玻璃制造商的儿子待在一起时，总要自虐般地仔细盘问，逐一供述。我们要讲自己吃了什么午饭，我们的父亲有多少衣服挣多少钱——钱的问题特别刺激我们的想象，我的统治者经常怂恿我在办公室下班后伺机溜进我父亲的工作室，看看律师的记事簿，当天总共有多少进账……那本又厚又大、羊皮封面、圣书一般的记事簿，总是翻开着摊在写字台上，办公室女秘书和候补律师将每天的业务登记在上面。记事簿里的数据总让我焦躁不安，里面记录的字里行间总让我感觉到自己家族的威信和富有；假如我在里面找到了四位数字，就会感到非常快乐……“信：两克罗那，咨询：十克罗那”，记事簿里这样记录。有的时候是我父亲干硬如刺、工整认真的笔迹，纸上记录了用钱量化的办公室日常的工作业绩。“今天我们挣了一百克罗那！”我向我的统治者报告，他用带有恶意的眼神和有些不大情愿流露的满足的微笑认真听着，享受着数字带来的微醺。

他并不聪明，但从他的身体里无时无刻不辐射出诱人狂热的个性魅力，不容抗拒地“感染”了我们这些可能比他更聪明、更有文化的孩子们。我们毫无抵抗地缴械投降，放弃了自己的学识和身份的优越。但是，有谁想到了反叛呢？……当他终于出现，我们快乐地站在他的周围；当他从楼里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跟谁一起上课。我们为他偷家里的食物、母亲针线筐里的漂亮纽扣，我们把最好看的玻璃球献给他。他经常用一种讨价还价、呆滞残忍的微笑鼓励我们顺从，怂恿我们破坏法规；即便我们偶尔固执己见，出于胆小和逃避欲拒绝满足他的某种危险的愿望，但是最终我们仍会将他想要的东西拿给他。后来，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在我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在所谓的政治中，我也多次遇到这类神秘出现，大多并不怎么有教养、修养和学养的“超自然人”，即使那些智力超群、谨慎小心、审时度势的人最终还是会放弃抵抗、悲喜交加地俯首顺从！在这种直接辐射到追随者身上的“意志”里，究竟有多少——到底有没有？——性的成分？我不知道。主流文学经常喜欢描写这类从天而降、遁入虚无的人物，他们突然现身于一个无意识的、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中，播下革命的种子，有时只引发一阵运动的骚乱，激起我们心中的疑惑，使人意识到潜伏的危险，并且将众人凝聚到一起，之后有一天，他们给我们戴上工人帽，悄然无形地站到一边，在绞架上或传说里演完他们的角色。我对这类政治神话的人物故事总是抱着怀疑的眼光。但是在大世界的缩影里，在一个“平安无事”的小社会里，在我们的公寓楼内，在我的孩提时代，在我的童年伙伴中，我确实亲历过这类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