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3/14页）

即便后来，这种市民阶层的团结意识也让我跟含混暧昧、许多迹象表明是卑劣和不洁但又充满了甜蜜诱惑的娱乐保持距离。有时候我这样想，跟“快乐”保持距离，也是跟那种忘乎所以、放浪不羁的精神状态保持距离；这种精神状态是有代价的，在大多数时候，其代价就是我们要为激情付出“我们的声誉”……一个人将自己从阶层团结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敢于以各种可能的形式接受快乐，这是一桩复杂的任务。在邻居家楼上，在那片温热的“沼泽”里，那些人心满意足地窃窃私语；这种在生活中渗透，但不是很诱惑，永远成不了思想，很可能不太洁净、不太健康，并非不具风险的状态惹人深思……我不能跟他们站到一起，因为在我们家的饭厅里，壁炉里烧的是原木，这样的壁炉全城能够有几座？……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明白了，其实壁炉并不重要。我对我们的邻居抱有某种隐秘、伪善，却也相当强烈的同情心。他们活得是那么快乐，也许并不快乐，只是勉强活着；他们每次呼吸都会在肺里吸满生命的能量，自由自在，并不需要进行刻意的团结。事实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宿命将这群无产者迁到这里与我们为邻；生活大概出于平衡的意图，使我在“命运的打击”之下，在布置得过度奢华的自己家里，跟花园、跟喷泉、跟从墙上飘落的五叶铁线莲、跟壁炉、跟十几间拱券式房间、跟刻有家族徽章的大门进行代偿性复仇。生活中没有那么顺畅的事，我们刚扬扬自得地耸耸鼻子，立即嗅到刺激性气味；我们刚舒舒服服地坐进各个角落都经过精心设计的“自己家”里，隔壁就搬来一家叫声刺耳的无产者，那是跟我们格格不入的另一个世界，在我们鼻子底下散发着泔水的恶臭和难闻的气味。我说不出到底因为什么，但我认为，生活的这种安排再正常不过。

在隔壁贫民楼里还住了一位“革命者”，他是当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原来是一位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了编辑和人民领袖；他编辑了一份周报，并在出版物中执着、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勾当……透过隔壁楼上的窗户，这位革命者自然能看到我们，看到女仆将资产阶级的午餐端进烧着壁炉的饭厅里，看到如何培养资产阶级后代；他不止一次将我父亲写进他的报纸。许多年后，这座小城也掀起了为时只有几周的赤色运动，仆人们丢下我们不辞而别；住在隔壁楼的居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整个世界，我们那位“革命者”邻居的表现却与众不同。当时他已成为当权者，担任地方的人民委员，随时可以将我父亲逮捕入狱；但是，不用我们请求，他就派人送来了食品，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愿，出于善心，他禁止他的任何同志进驻我家。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这个“资产阶级家庭”里的每位成员，都不曾被伤害半根毫毛。我们像是空气，无产者邻居对我们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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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风景里，有一段盛夏的记忆若隐若现；那是一个真正的夏天，阳光灿烂，晴朗无云，后来我也许再没遇到过那样的夏季。我们在“班库”租了一幢带花园的别墅，度过了情感丰富、身心舒畅的几个星期；那几周的盛夏假日，没给我留下任何误解或不快的记忆。

自从上了寄宿学校，我跟家人的距离为我在家中赢得了令人愉快的特权。我们无须明言就达成了协议，严厉的家规对我来说不再成为束缚；我走上了自己的路，今后，我们只需用客气的谅解彼此忍受。就在那年夏天，我变成了一个毛手毛脚的怀春少年，孩子们不再接纳我进入他们的隐秘世界，成年人尚未允许我接近他们；我在两岸之间茫然游荡，在这种青春期极度敏感的状态下，心灵用某种扬声器接收并回放生活的噪声。避暑别墅坐落在松树林边，居高临下，俯瞰城市，掩映在茂密的大森林间；在林边大约建有六七栋别墅，不远的地方，在露易兹泉前，一家歪七扭八的客栈也一连几个月住满了前来避暑的市民。当然，住在别墅里的人都各过各的，互不干扰，保持距离。开放式的门廊前，花园里开满香气袭人的野花；在隔壁院落避暑的妇人们，在花园草坪上靠在躺椅里做手工；午茶后，老爷们在门廊下喝葡萄酒；日落时分，马车将丈夫们从城里的办公室拉到这里。在我们隔壁住了一位市议员，副州长也在这里租房度几星期假，他是位有着络腮胡须、膀阔腰圆的男人，让人联想到约卡伊小说里的主人公——那位举止威严的匈牙利大庄园主。来这里避暑的还有一对大法官夫妇，他们不仅拖家带口，随行的还有正在办离婚的、多愁善感的弟媳妇，那是一位肌肤柔嫩、雪白的美丽少妇……妇人们不是做手工，就是读《基督山伯爵》；当时，这部名著刚出匈牙利文版，分册问世……松林很热，到处弥漫着松脂的芳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像红色封皮的“大学小说库”某部作品里的主人公；除了《基督山伯爵》之外，还可能放在妇人针线筐里的，就是这本红皮书。有一位风度翩翩的佩斯年轻律师向离婚中的漂亮少妇求爱，避暑的妇人们与他热心结盟。那年的夏天特别闷热。黄昏时分，我们去林子里采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