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0/17页）

7

这年冬天，罗拉被送到柏林，为了能够“忘掉”什么。她是一个在小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富家闺秀，怀揣一股对父母粗莽的“敌意”。有一天，她带着少女时代尚未完全愈合的爱情创伤，在安哈尔特火车站[225]跳下列车。柏林城，到处充斥着化装舞会的喧嚣。她寄宿在一位亲戚家，在选帝侯大街附近，这位亲戚是她的舅舅，是最大的一家德国报业公司总经理。这些亲戚都是富人，而且都买了大房子。罗拉就在他们那里，过着她的“社会生活”。

她想要“忘掉”的那个男人是我朋友。有一天，这人写信向我求助，要我去找罗拉，对他俩的事情表一个态。读完信后，我把信随手一放，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跟罗拉在剧院巧遇。当时，正好我父亲也来柏林看我。父亲从布拉格过来，只逗留一天。那时候，我父亲在捷克斯洛伐克任匈牙利党议员，他利用一个上议院休会的机会转道来看我。无论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没有到过柏林。我不清楚什么是“偶然”，这种邂逅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管怎样，我把这次见面记录下来：这两个人，罗拉和我父亲，这天晚上在柏林见面。就我的生活而言，他们确实是跟我有过什么关系的两个人。我们在剧院的前厅不期而遇。父亲在我的提醒下，机械地跟罗拉打了个招呼，并朝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心不在焉地问：“这个人是谁？”我告诉他后，他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她很漂亮。”随后我们回到了观众席，再也没有提起过她。

第二天，我父亲启程离开，仿佛他只为了这次碰面——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柏林的。下午，我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露台上跟罗拉约会。我给她讲了朋友的来信，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什么无关痛痒的话。随后，我尴尬地沉默；她也一声不语。我们俩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坐在这里已无事可做。这样的约会总是很简单。出生也很简单，死亡也一样。我对我的朋友从来没抱过一刻的“自罪感”。我装不出那种虚伪、扯谎的“骑士风度”。其实，这样的约会既没有意图，也没有确切结果。我什么也没做，也没有什么好做。后来，我多次从男人们手里抢走女人，男人们也从我手里抢走过女人。这种时候，我有过自罪感，或者感到羞惭，或者强词夺理，总之每次都能给这种法国式的四角关系做出“解释”。当我跟罗拉约会时，我既没有跟自己解释什么，也没有跟别人解释什么，就像一个人觉得没必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呼吸。我在巴黎有一位朋友，住在瓦格兰大街，有一天下午四点钟，他在街上“叫住”一个女郎，后来跟她生活在一起。女郎还是处女，跟他走了。他们去了一家小客栈，从那以后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跟所有人的关系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从来没“追”过任何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追——要么在约会时互相看对方第一眼就水到渠成，要么一切谈话都是枉费气力。我们坐在选帝侯大街的露台上，已经谈了有半个小时，之后我们都缄口不语，看别人跳舞。我对那天下午的每个细节都记得异常清晰。可以这么讲，我们根本还没谈自己的私事，我就已经满腹心事地坐在她旁边，盯着舞女在心里暗想：我们以后靠什么谋生呢？这种本能的直觉，对两个人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能误解。后来，我们一起去看戏，去莱恩哈德剧院。那里正在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为人类感到惋惜”，海伦·提米格[226]演唱。那是一个盛大，却不迷狂的夜晚。我们两个人都情绪不佳。那是一种“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个？”的感觉，焦虑，忧伤。必须得认识什么人，带着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结果：就是这个，用嗲气、平俗的字眼讲，被称作“爱”。相识，完美的相识，从来都不那么罗曼蒂克。我们心绪惆怅地往家走。当我们在大门口告别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哭了。我们两个都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在小城市的市民家庭中称之为“伴侣”的感觉。我还没到二十三岁，我是个诗人，靠临时性的收入谋生。几个月后，我娶了她。

柏林的亲戚们赞成这个计划。罗拉的舅舅出身于古老的柏林贵族家庭，是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稳健派[227]绅士。他家里聚集了一大批德国名流：作家，前军官，实业家和将军们。他们的家宅大得出奇，老先生挣钱很多，但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第一次正式邀请我去吃晚餐，一家人穿着节日盛装围桌而坐，女主人客气地劝我再吃一盘，因为“没有别的了”——当我按照家乡的习惯婉言谢绝，他们也不坚持，一家人继续享用冷餐，后来我才意识到，之后并没有下一道菜。他们经常在豪宅里大宴宾客，晚餐只有“德式三明治”和盛在黑盘子里的猪肝馅饼。老先生很喜欢我，有时非常隆重地写信邀请我过去“小酌一杯”。这有如授勋一般的邀请，在精心布置的仪式中进行。我们穿着黑西装，气氛沉闷地坐在那儿，围着一瓶葡萄酒，一脸虔诚地品饮高贵的琼浆。在我们家乡，如果来了客人，立刻会拎来一大桶酒。罗拉的两个表妹是女售货员，战后的柏林女孩都过着自由的生活。女孩们不带男伴去酒吧里寻欢，去“克罗尔”，或去“动物园”参加著名的画室狂欢；这一类娱乐，并不是完全无害或毫无危险。凌晨时分，在“动物园”的大理石厅堂和楼梯昏暗的角落里，情侣们躺得横七竖八，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做爱。在这些柏林的化装晚会上，参加者将市民的道德准则抛到了脑后。在拂晓的朦胧中，“柏林西区”最上流家庭的闺秀们在台阶上打滚，躺在陌生骑士的怀抱里。后来，我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几次著名的画室狂欢，可那里的参加者也不会一直呻吟到黎明；这种疯狂的群交是柏林酒吧的唯一目的、意义与结局，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再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