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8/17页）

但是我对她没有欲望；也正因如此，她逐渐向我袒露了所有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面纱都从她头上飘落，这样的脱，要比所有的赤裸都更刺激。圣诞节的上午，她跟我说：

“凯赛尔[219]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们去看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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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郊区小火车从柏林出发，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终于抵达勃兰登堡伯爵家族的一个避暑地。那是一座简朴的乡村别墅，几幢花园小屋隐现在松林中、湖岸旁。陪我们同去的是一位柏林剧作家，凯赛尔的朋友，一位秃顶、耳背的德国先生。一路上他都喋喋不休，不等别人回应他的观点，就用力排众议的口吻大声断言：“他是对的。”就在那天，在所有德国的文学咖啡馆和报纸上，都在争论这件事的对错。我们赶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在一家小客栈投宿，屋里没有暖气，所有窗户都朝向湖水，房间已经几星期没有供暖，盥洗池里的水已经结了冰。女演员裹着裘皮大衣坐在床上，在烛光中，她神色忧伤地望着窗外。树林里，在白雪覆盖的小径上，伯利恒的孩子们[220]一脚深一脚浅地打着油灯在戏耍。“什么都不重要，”她说，“爱情也不重要。只有才华最重要。”她的声音很小，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一个已从生活中得到了一切的女人，一旦遇到真正的才华，就会藐视一切，摒弃一切。高傲、美丽、聪明的女人，一旦靠近才华，就突然变得谦卑起来。“凯赛尔很有才华，”她用固执的语调重复道，“他有权这样。”我缄口不语。我也这样觉得，他有权这样，但我拒绝凯赛尔采用的这种方式。这位作家想要“活着”——他到底想要怎么活着？这个我也很清楚，他想要旅行，想喝香槟酒——所以他才偷东西，从他的慕尼黑朋友，从他“恩人”的庄园里偷出价值不菲的波斯壁毯拿出去卖。女演员出于女性的本能从心里相信，凯赛尔是位“有品德的人”；我后来认定，他不会是她想象的那样。女演员冻得浑身打颤。这个男人对她来说，意义远比“著名话剧导演”和临时情人更重要。她为他发誓，对他深信无疑，有那么一刻，只要男人想要，她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但我觉得，这种牺牲是白白的浪费，比错误更要命，是一场事故。我们坐在黑暗中，坐在冰冷的房间里，我们争论：有才华的人到底有权做什么？

女演员说，有权做一切。我惊讶地意识到，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股迷人的宁静从她的身上消失了。她双手紧攥，像在乞求什么。她需要鼓励，需要帮助。宁静的女人燃烧了起来，火焰熊熊。我这才得知，别墅是她租下的，也是她把凯赛尔一家，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安置到这里。我们坐在黑暗、冰冷的客房里，仿佛是在一部“栩栩如生”的小说中；但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无与伦比的才华。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眼前破碎了，我们拐进生活中的一条死巷，有什么东西结束了。我不认为对一位作家来说，偷壁毯、蹲监狱、和美女做爱、为喝法国香槟或开豪华汽车而挥金如土有什么好的。“作家应该表浅地活着，”我向女演员解释，“模仿生活，十分专注地观察它，但是尽可能不要投身进去。”

但是女演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高贵女人，美貌，年轻，善良，并且否认节制的必要性。她一窍不通，我是说，她根本不知道才华“有权”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简而言之，“生活”对作家来说根本毫无用途。因为在那里找到的只有物质；无论从质量上讲，还是从混乱状态上看，作家在“生活”中找到的都是一些无用之物。我对一位既想活着又想写作的作家，又能说些什么呢？……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夜深。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的记忆；当时，我在黑暗中道出了这个想法，这个每位创作者迟早都会意识到的认知；这一课是不可能从传闻里、从他人的经验中、从古典或美好的榜样身上学到的，就像那些直接作用到我们个体身上的任何宿命和法则一样，不可能从他人的经验中了解和接受。有朝一日，作家会知道自己的宿命，但他只能通过自己知道。在我们交谈时，我受到了某种命运的启蒙；我了解了自身的命运，并在那一刻把它讲述出来，几乎是自发地，带着冷静的自信。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方式、写作和对生活的眷恋——我二十四岁那年，在“经验”匮乏的情况下，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获得了命运的启蒙，理解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判决；我谦卑地接受了，那是适合我的唯一的谦卑。

写作，是可以让作家在其灵魂中纵容自己谦卑的奢华的唯一准则；否则就会带着冷酷的怀疑站到生活现象的背后，因为在那一瞬间，他在生活的“冒险”和“体验”中绕开了真正、完整的精神生存，从而丧失了作家的名衔。我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诲人不倦。我们寻找生活的样板。女演员认定，“激情使人变得纯净，使人升华”。但是，这种苍白的德国—俄国式的理论并没能打动我。我回答说，只有写作能使人变得纯净。而且，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进行的地方，到底纯净不纯净。我只对作品的纯净感兴趣。我认为，假如作家将自己的好奇心给了生活阅历，那么他就迷失了自我。毫无疑问，王尔德在蹲过监狱后再没能写出更好的东西；《瑞丁监狱之歌》只是证明了伟大的才华什么都能忍受，包括“生活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