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0/14页）

作家有时喜欢解疑消歧，有时喜欢赞同什么，愿意说“对”……有时候在作家眼里，记者挥舞两把宝剑，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战斗。我学会了，一位好记者要紧紧把握住他的怨愤、谴责与反感；出击时，要同样相信自己的愤怒；这种团结是记者的信念。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意识到这点：我并非无条件地相信自己的愤怒。总有一天我必须做出抉择：当作家发声时，记者必须沉默，一个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着，不能两面都信，不能在一天里的另一个时段“理解”你在编辑部上班时无条件地厌恶但又不得不写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不再无条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诡诈必须由我铲除；是的，我也不再无条件地相信那些写在纸上、长了翅膀、迅速横飞的词语能在世界上改变什么。一种困惑不安、令人晕眩的感觉将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悬崖峭壁上低头俯视。我开始在意我所写下的所有文字；我写的东西比以前少了，虽然写得少了，但表达的内容却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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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达的生活”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但是在佩斯，我谁都不认识。有一段时间，我试着参加各种“聚会”；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出于天性，我孤身独处，甚至有意避开人群。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对我的挑战，一个个熟人转身离去，似乎都缺少足够的气力完成他们担负的任务。我战胜怯懦，接受了“挑战”。这一切其实是多么简单……这种因为怯懦而故作傲慢、因为惶惑而佯装潇洒、刚刚启程就好高骛远的佩斯生活！它缺少两三百年连巴黎杂货商都受到过的社交预科培训。它缺少沙龙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个性化。佩斯的沙龙是多么富丽堂皇啊！还有那些晚宴！多么富裕、奇特、神秘、丰沛和显贵，与之相比，一切都显得简陋、凑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们的餐桌前，时刻期待暗门打开，好发现什么不堪的秘密……通常来说，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会在几个月或一年后发现“什么”——发现这些财富都根基不牢，这些沙龙全危机四伏，稍遇风雨，便不堪一击！

佩斯的社交带着某种机敏、洞察、个体的色彩，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机关算尽的进攻性。佩斯生活的舞台是那样狭小，人与人之间疮疤相蹭，与其说是相互接触，不如说是短兵相交。法国的“社交”完美、谐和、圆熟、顺畅，充满精心打造的转折点，行之有效，没有危险，好像缠了护膝的人在对打，让人联想到的只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谈，联想到贵族传统中风度优雅的花剑、拳击或摔跤。战前佩斯咖啡馆的智慧和博学，后来也作为一张王牌保留在社会游戏中；在咖啡馆里，人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真实可信的个人隐私或财产秘闻，可以获得某种身体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里才能够获得的人类知识，比方说，作家的头发有口臭味，女人的嘴里有脚汗味……佩斯人的交谈总是围绕着“为什么”和“针对谁”之类的口水话题；低俗的剧院小报信息无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称：较高贵的人物也过性生活；作家、演员、伯爵和银行家们经常垂青于城里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铺在一部新小说和一位金发女演员身上，爱好艺术的纺织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内一位女工艺美术师——通常还要表明这个半官方的佩斯人观点，人们还长有性器官。消息灵通的佩斯中产阶级津津有味地“谈论”，在这一方面，基督徒跟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利普特城区跟尤若夫城区没什么两样，但有羞耻感的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私下读这类小报。这类由单位主办的新闻媒体经常会以直接、粗俗的机谋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佩斯人喜欢乐此不疲地谈论这个国际性的可悲秘密：不仅在异性之间，有时在同性之间，人们也喜欢彼此相爱。如果他们此刻没有“交谈”，那就会打牌；但我对所有技术性的娱乐都感到厌恶。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接受佩斯的“摩登化”洗礼；但后来我还是逃回了布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几次怪诞的佩斯“社交晚会”，那里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烟和利口酒放在哪儿，因为他们是几小时前刚从附近的赌场借过来的；那里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们在那里谈论最新“绯闻”，犹如谈论股票行情。

我极力忘掉这个世界。我孤独地住在布达。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现出一个高贵、优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独并没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我去佩斯，永远像一个误闯进城的乡下人，但在“那边的家”，在大河的右岸[342]，在古老的街区，我逐渐熟悉了那里的房子、广场和人，我就像一个到一座小城过退休生活的外乡人。每天清晨，我都沿着布达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盖或绿树葱茏的古老城区，满眼教堂的钟楼和风格过时的屋顶——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这几条街道，城堡内的散步，附近几家破败的咖啡馆和弥漫着霉味与地下室潮气的小酒馆，这份孤独，以及构成我孤独边缘的人的面孔，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对我来说有了一点家的感觉。现在若让我离开这里，我会心怀抵触，情绪低落；在国外时我想到的是布达，一想到布达的街巷，就会感到暖心的亲切，那种亲切，就像一个乡下人在陌生之地听人提起他家乡的名字。我已经了解了“克丽丝蒂娜”的秘密，熟悉了“摩登”农贸市场屋顶上没标数字的新式塔钟，钟面上用线痕来标示时间——“那么布尔什维克”，连女仆们都这样说，我慢慢理解了她们想说什么。我孤独地生活，不过时间长了，我也结识了几个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个壮汉，隔壁养老院的一位老演员，上夜班的跑堂们。我跟这些人也能聊天了……我在佩斯只是去做讲演，好像我总想说服谁。肯定我自身有什么问题。也许，创伤和忌妒是我胆怯、羞涩的根源——我害怕聪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会觉得我很可笑。这种忌妒是病态的，不公正的；但我从来未能彻底战胜它。“布达生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深潜，越来越封闭。我紧密、决然地让自己的生命附着于这种生活的环境、氛围与模式。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多次安“家”。布达曾经是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