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3/14页)
最后一个夜晚,午夜时分,我不能忍受自己继续待在陌生城市的旅店里,我钻进汽车,去了医院。他已经非常虚弱了,醒着躺在床上;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母亲神不守舍地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三天三夜的护理,已使母亲精疲力竭,在最后那几个小时里,她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继续机械地护理他,呼唤他。我坐到床边,望着那张奄奄一息、亲切而忧伤的面孔;因为担心吵醒我母亲,父亲用很小的声音谢谢我来看他。他总是这样:礼貌,郑重,平静。“谢谢你又跑来一趟。”他说,他的嗓音是那么柔和而宽厚,泪水盈满我的眼眶。父亲又讲了他的处世秘诀,礼貌的秘诀。有的时候我这样认为,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与另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他对待每位家庭成员,都像对待一位高贵的客人;他每次串门,都不会忘记给家庭女成员们带去高雅、别致的礼物;在所有家庭或官方的节日里,他都会送去贺卡和几枝鲜花。即使在病危的最后一夜,他依旧那样干净整洁、仪态端庄地躺在病床上,周围整理得井然有序,就像在一个寻常之夜上床歇息。就在那天晚上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理解了父亲的贵族主义品德。他的一生都是抱着这种仁慈、绅士的高尚品质度过的。我在床边坐了很久,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四目相对。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疼爱、探究、分析的眼神望着我。我承受住了这副目光;就这样,我们一声不响地彼此相视了一个小时之久。他回忆起了什么?他本来想跟我讲些什么?他没跟我讲过,从来没讲,即使在最后那一个小时里也没有讲。他的沉默是一种机敏,不是脆弱。他非常懂得,在彼此之间,在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要比机敏、谨慎地平心相待的秘密更幸福了。总之,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向我道别,跟长子道别,似乎他想告诉我什么,一句话,一句家族密语、生活箴言或私下的点拨——但他缄口不语,似乎心里明白,他帮不了谁,个人和家族只能听天由命。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仿佛他终于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他要为一个很久远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我不能回答他。后来,他向我伸出纤柔、羸弱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他一句话没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我的手。我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中午,他已经奄奄一息。病房里许多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惶恐无措。现在他已不再注意我们,而是出神地盯着窗外,盯着婆娑的淡黄色树叶。两点半时,他说:“起雾了。”果真,在他的眼前恍惚升起淡薄的雾气;房间里也薄雾缭绕。他安静地躺了一会儿;后来,医生为他阖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的,这件事现在终于发生,父亲死了。”我心不在焉地这样想。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似乎想要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父亲有病,去世了,现在要把他埋掉,这一切都挺正常。过了一会儿,棺材运来,随后又运走。我想点支烟,但走廊里来往的人很多,我没有点,我不知道“这种时候”适不适合吸烟。我抄起外套,转身走了。那是在十月中旬,屋外飘着冷雨,我走在泥泞的林荫道上,四周空寂无人,我既无伤感,也无恐惧,唯一的渴望是想吃点什么,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在这条直通市区的道路中央,我忽然看到了一辆马车;那辆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走得很慢,朝着墓地小教堂方向行驶,车上运的是我躺在棺材里的父亲。我们在雨里慢慢地走,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马车,从医院到墓地,在这条并不很长的路上,我突然近距离地看到我父亲的一生,那般夺目地清晰,那般吓人地真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这样看到过。两匹马无精打采地走在泥地里,我不时需要放慢脚步,因为拉着灵柩的马车落在我身后。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父亲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位跟我有“关系”的人,我跟他之间有某种私事,这种事情不可能“了结”,也从不可能“谈开”——这些应该谈但没有谈的事情,现在已变成永远的喑哑碎片……马车在墓地大门口拐弯,消失在树林里。我停下脚步,点了支烟,望着灵车驶去的方向,开始浑身颤抖。这一瞬间我开始明白,父亲死了。
12
父亲下葬了,我感觉自己通过了一次新的评审,晋升了一级。我被一种十分特别、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获,仿佛有人告诉我说:现在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你可以加入无政府主义党派,可以把自己吊死,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一切,不再有禁忌……当然,这种“自由”是虚无的,其实派不上任何用场。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自由,只有爱和顺从的自由。但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只有他无私地待我,以他自己有教养的可悲方式——我爱不了别人,愤怒、创伤与复仇的欲望替代了爱与顺从在我心里作祟。这种理解和洞悉,削弱并排解了我的悲怆;我不相信“痊愈”,也不相信和平。我知道,我不会再无条件地跟谁卷入充满人性的关系里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追求“生活方式”,我要把留在自己内心深处和个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