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5/14页）

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这里，所有人能毫无顾忌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只有在这里，社会的俗约能让所有人尽可能地不表达个人观点。伦敦是一所特殊学校。如果你到过那里，你不会变得更聪明，但你会觉得，在你的生活里将不会遇到太大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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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尼[317]在日内瓦讲“人性大教堂”；他的头要比大厅里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声音疲惫而洪亮，上身前倾，伏在铺着绿色台面呢的讲台上，两只大手在空中缓慢地挥动。蒂杜莱斯库[318]坐在他的对面，裹着貂皮大衣，带着寒气逼人的不安，紧张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过政敌的头顶投向虚空，当政敌在休息期间带着过分的自信向他走来时，他转过身子，并朝旁边挪了两步……“先生，我必须把我要讲的话讲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阿波尼低声说；张伯伦[319]戴着眼镜、穿着晨礼服一动不动、姿势僵硬地坐在那儿，出于礼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里安摆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态，捻着艺术家的胡须若有所思地冲阿波尼点头；日本人安德[320]已经做好了鼓掌的准备。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物，现在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白里安和安德已经过世，阿波尼也不在了。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没有亲眼见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们如何在日内瓦会议上向这位弱小战败国的代表致意的话，你很难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为匈牙利的利益据理力争的。即使他所讲的是在长篇政治讲演中无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还是那样地斟词酌句，那样地激情洋溢，铿锵自信，像是钟声在会堂里回荡。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员会取得的成功情况相同，人们的直觉感受重于客观事实。阿波尼的讲演，有时让人感觉到他说得不对，但是即便如此，那一个时刻仍属于他；他的话语是那样掷地有声，那样充满诗意，让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开心扉；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打开了人们的灵魂之灯，他创造出这种成功的发声术，即便所说的内容有毛病，但听起来能够让人同情。传统的讲演艺术又在日内瓦复活了。对专业谈判来说，这种“个性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后来，阿波尼去温室散步，张伯伦挽着他的胳膊送他穿过走廊，对他的态度，就像对一位东方大主教或“家族长”，或一个即使没有名衔、没有官阶也是家族里最重要的人。有一类欧洲贵族，他们并不靠家谱维系，而是通过品位、风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结在一起；在这个欧洲的精英家族里，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长者。

他在谈匈牙利，谈家乡；会堂里，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记者和外交官们中间，对他们来说，阿波尼所讲的一切都是会议的“讨论重点”；其他的以后会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维亚和希腊问题。我已经十年没有回国了。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买回所有的匈牙利报纸，家乡人给我寄来国内的新书，偶尔有一两位熟人来到巴黎，我总是激动地接待他们，随后又许多次失望地离开……我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访日内瓦或巴黎，举止总是那么特别，总带着那么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味道，摆出一副官架子，居高临下地跟我们这些旅居国外、穷困潦倒、四海为家的匈牙利作家、记者和艺术家们谈话；或许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贵族，在国外，他对每个人都抱以同样的热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极少有什么话题好谈。在官员接见的场合，我通常刚听到第一句话，就兴趣全无地沉默不语，躲到一旁。我感觉家乡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类人统治着国家，还是那个族阀主义的等级制度赐恩施惠，发号施令；白里安晚上坐进日内瓦的“巴伐利亚啤酒馆”跟记者们闲谈，话虽不多，但充满睿智；而那些匈牙利的官老爷们，必须向他们致信请求，他们才会跟我们搭一句话。家乡的状况怎么样？九百万匈牙利人过得好吗？在我可悲的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激愤而忧伤地离开了日内瓦。

我去了蒙特勒[321]，但我的不安并未能缓解。我感觉到，对我来说有什么事情已经结束，我必须回国。这样的归期，并不是根据日历定的。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原因、理由或需要，能够解释这种回国的迫切感。我也并不能说，在我身上爆发了某种可怜的“乡愁”。家乡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催促我回去。家里根本没有人等我回去。在巴黎，我有工作，有家，有朋友。这座城市在我眼里，已不再是旅游意义上的名胜古迹，而是沉潜到个人生活的现实之中；我从周围得到了很多，我结识了不少高层次的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舒适、从容、快乐、平和地生活在巴黎。现在我突然感觉到，我在这里待够了，我在这里再无什么“事”可做。如果我说，我之所以迫不及待要启程回家，是因为在我身上突然爆发的萨伯尔奇卡[322]式泪眼欢颜的乡愁使我萌生出立即回家的急切愿望，是出于“马群正在霍尔托巴吉[323]的查尔达[324]旁歇晌”之类文人墨客的多愁善感，那我是在扯谎。我从来没见过“霍尔托巴吉的查尔达”，也对马群没有过研究……对我来说，我真正的家乡，现实的家乡是考绍，还有卢日尼欧、吕切和我不大可能去的贝斯泰尔采巴尼奥。我每次去多瑙河西岸，或去多瑙河—蒂萨河之间的流域，都会感觉曾在梦里见到过，有一点陌生。我的“家乡”永远是菲尔维迪克[325]。我对佩斯没什么感情；在我的记忆里，佩斯人是一个目空一切、整日泡在咖啡馆里、手拎公文包的经纪人团伙。我讨厌他们咏唱似的讲话方式，慢条斯理地强调自己的优越感；我讨厌他们幼稚、伤感的玩世不恭。他们之所以对巴黎不屑一顾，是因为“你要知道，佩斯人对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是因为“就是卡鲁索[326]在我们这儿也没有人爱听……”佩斯人在国外总是不安地充满忌妒。我连自己都不清楚，家乡人有什么能让我提起兴趣。我害怕家乡，害怕佩斯人的明智，害怕亲热的拍肩动作，害怕当地圈内头面人物的优越感，害怕佩斯人在精神领域再典型不过的一知半解……回家的念头一点也不能让我兴奋起来。在我的印象里，佩斯就像一座音乐咖啡馆，许多聪明绝顶、学识渊博的人坐在那里，他们确切地知道彼此所有的鸡毛蒜皮和难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