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16/23页）

8月23日，星期三

今天报上刊载了极长一篇有关亚当·特罗特审判内容的报道，列出所有被告的名单，接着表示所有人都当场处决。报纸称亚当为“施陶芬贝格的外交事务顾问”。奇怪的是，新闻报道的日期极少与实际情况吻合，可能是想混淆仍在逃的反对人士的视听。这则新闻登出后，亚当办公室门上的名牌终于被拆了下来，换上别人的。他的车仍停在花园里，没人敢用，看起来已像一堆废铁。虽然西克斯博士已接获正式通知，说亚当已和其他人一起于18日问吊。亚历克斯·韦特却告诉我，他相信亚当仍然活着。

罗玛莉·舍恩贝格目前在进行另一项计划。一位现在住在戈林乡间别墅“卡琳宫”的纳粹空军上校，和她聊了一整夜；他认为他在将她改造成一名国家社会党员，她则设法说服他如果让她去见戈林，一定大有好处。戈林已躲着不露面好一段时间，甚至拒绝接见奥托·俾斯麦；以前他还常去弗利德利斯鲁城堡打猎。显然他极害怕自己也被牵连进去。

梅勒妮·俾斯麦在狱中流产，现在住进波茨坦医院，但受到警卫监视。他们不准访客去看她，只准和护士交谈。

自从舒伦堡伯爵在上星期二失踪后，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星期一他曾经从阿德隆旅馆打电话给罗玛莉，说他刚去过希特勒的司令部；后来她跟他吃午餐，把一切经过情况全告诉他。他似乎对这些最新发展一无所知，显得非常震惊，尤其为亚当感到难过。然后他俩在施莱尔全权委员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那些人都不太谨慎）在旅馆大厅里一起踱方步，最后约好隔天再一起吃中餐。隔天罗玛莉准时到达，伯爵却一直没有出现。她立刻打电话去威廉街，但他的职员都不知他的去向，而且也已开始担心，因为他们以为早上他会进办公室。我们都认为他已遭到逮捕，但被关在哪里呢？

格德勒在五天前被一名德国陆军妇女部队士兵认出来，经告发后遭到逮捕。当时他藏匿在波美拉尼亚一个村庄内。我们怀疑亚当之所以未被处决，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他们一直密切合作），现在两人正接受交叉审讯。如果当初亚当及时离开德国该有多好！格德勒真的以为躲在德国境内行得通吗？当局悬赏100万马克捉拿他啊！

格德勒的通缉令早在兵变事发前，便于7月17日发出。他接获警告，开始躲藏，先躲在柏林（其中一位包庇他的人，犹太裔的前柏林代理市长阿尔萨斯博士，便为此赔上一条性命），接着下乡。他于8月12日被捕，9月8日被判死刑，却拖了五个月才行刑。期间他一点一点地招供，同时不断写下所谓“密谋者的未来德国计划”备忘录。盖世太保终于在1945年2月2日看穿他的计谋，予以处决。

只要能救出亚当和戈特弗里德，我什么都愿意做——还有舒伦堡伯爵。我们不能一直被动地活着，等待刽子手的斧头落下来。现在就连密谋者的家人，甚至朋友，都遭到逮捕，许多人开始害怕，即使提起涉案者的名字，都会吓得将目光移开。为了达到目的，我想到一个新办法：我决定去试试戈培尔。罗玛莉也认为通过戈培尔或许有用，因为他还算聪明，或许他会意识到这一连串的屠杀是多么愚蠢。现在我还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我只认识一位跟戈培尔很熟的人，冯·德克森太太，但她一定马上就会猜出我的意图。或许更好的办法是，假装我对拍电影有兴趣。我决定打电话给詹妮·尤戈，她是德国现在最红的女明星。

8月24日，星期四

早上打电话给詹妮·尤戈。她听到我坚持要立刻见她一面，语气开始紧张，说她正在巴贝斯堡内的环球制片摄影棚拍戏，如果我搭高架火车，她会派车去车站接我。我在令人窒息的大热天里赶去，然后被一位留黄色长发、穿鲜艳衬衫的怪异年轻司机载到摄影棚。抵达时詹妮正在拍戏，一名年轻男子跪在她脚旁。紧紧抱住她的膝盖。幸好那个镜头没有拖太久，她很快便回更衣室换衣服，并把女仆支开，好跟我谈话，但我们仍然不敢放大声量。

我告诉她我非见到戈培尔不可，她必须替我安排一次面谈。她说如果真有必要，她当然会想办法，不过她已经跟他闹翻了，已有两年没见他。“怎么回事，难道是塔蒂阿娜或保罗·梅特涅有了麻烦？”我说，“都不是。”她舒了一口气。我说：“是我上司。”然后说明他已被判处死刑，但我们怀疑尚未行刑，所以必须赶快行动。毕竟戈培尔是当今最大的英雄——兵变就是他一手压下去的！我会对他说，德国禁不起损失这么多特别有才干、能报效国家的人才，等等。詹妮一声不响听我把话说完，领我走进花园，然后她就爆发了：我的想法太疯狂！戈培尔是头猪，绝不会帮助任何人！任何人、事、物都不可能诱使他替那批人动一根小指头！海尔多夫被绞死之后，他甚至拒绝接见前者来请求暂缓处刑的儿子——而他们早年还常玩在一起。他甚至懒得告诉海尔多夫的儿子他父亲已经死了！她说他是个残酷又邪恶的虐待狂，他对那些企图谋害希特勒的人深恶痛绝。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因为他天生就厌恶这批人所代表的东西，而且他是个躲在污水沟里的鼠辈。我若引起他的注意，肯定会拖累全家，保罗一定会被逮捕，我自己的麻烦也永无终日。她恳求我立刻打消这个念头，又补充说，乌发电影公司内部充斥戈培尔的奸细，都想打探出演员之中有谁可能会叛国。两天前公司内开政治会议，戈培尔走进大厅，赫然发现有人在他将站上去的红色讲台上，用粉笔写了两个大字“粪便”！但没有人敢上前去把它擦掉。她自己的电话也被人装了窃听器，每次她一拿起听筒，就会听见“喀啦”一声。和我吻别时，她对我耳语说，如果有人问起我来访的目的，她会说我想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