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17/23页）

我精疲力竭又丧气地回到城内，发现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托尼·绍尔马都在公寓内；罗玛莉已处在完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以前我从来没看过她这个样子。原来今天下午警察来了；邻居抱怨我们窗子涂黑得不够彻底，虽然只为了这点芝麻小事，罗玛莉却崩溃了。托尼还有更坏的消息：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已自杀，意味着密谋者都受到刑讯，有人供出了克卢格，否则本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有份。

克卢格并没有因为在兵变失败当天变节而得到任何好处。他虽是希特勒最宠信且最成功的指挥将官之一，但他曾与密谋者密切接触的事实终究曝了光。8月17日，他接到卸职命令，奉命赶回德国，他怀疑自己也将受审，便在途中自杀。

罗玛莉歇斯底里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她说我们谁也逃不掉……他们会给你打针，使你丧失意志力，你就会全部招出来。她求我嫁给珀西·弗雷，立刻去瑞士。托尼这时也参一脚，表示他随时都愿意带她去瑞士，因为他本来已打算这个周末逃走，不过他必须先去西里西亚拿些贵重物品。托尼也开始替自己担心，有人举发他，曾在酒醉之后到军营餐厅里对着元首照片乱开枪。罗玛莉说除非他们先结婚，否则她绝不会跟他一起走，因为她父母会气疯掉。虽然当时气氛如此恐怖，我却觉得她突然在乎起礼节来十分可笑。托尼立刻拒绝，说这件事以后再商量不迟。大家的情绪愈来愈激动，最后围坐餐桌旁泪眼相对。然后托尼跳起来开始踱方步，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压力。面对这些眼泪，他已下定决心，要溜之大吉。我说随便他们想干嘛都可以，但我会留下来，而且我觉得罗玛莉也该留下来，一旦到了瑞士，她会和家人失去联络，必须熬到战争结束。这一点她绝对无法忍受，最后每个人都决定留下。

稍晚托尼走进我房间，告诉我亚当受审的全部细节。亚当看见他，却没有露出任何认出他的反应，只凝视他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便从腰部以上前后晃动。他没有打领带，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苍白。托尼很仔细地察看过审判大厅，他的结论是，在那里绝对不可能强行救走任何一个人，就连大部分的“观众”都是便衣警察和职业杀手，而且全部配有武器。他没有等到宣判便离开了，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现在每晚都有空袭，但托尼给我们一张通行证，可以过街去西门子办公大楼的掩蔽壕内躲避。他们的地窖很深，在里面极有安全感。通常我们都会和值夜班的人一起熬夜，其中一位工人是个很好的法国人，我们常一起幻想着，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将会多么的美好。

8月25日，星期五

罗玛莉·舍恩贝格已从她短暂的忧郁症中恢复过来，现在又开始作战。我们终于发现监狱（是一座军方监狱）就在莱特车站附近。她已去过那里，并用珀西·弗雷提供的香烟买通了其中一名典狱长，请他传一张写满字的小纸条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那人甚至带回一张回复，戈特弗里德抱怨牢房里虱蚤太多，要我们送些防虱粉给他，也要求一点食物，因为牢里只有黑面包，他无法消化。以前送进去的包裹他都没收到，所以唯一的办法似乎是，每天送三明治进去。罗玛莉很想问那位典狱长亚当·特罗特是否也关在里面，但她必须小心，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已经死了，如果我们表现得太好奇，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戒心，不但令往后的脱逃计划更加困难，而且还可能提早他被处刑的日期。

知道亚当或许还活着，令我大为安心。但很多人，包括罗玛莉在内，却认为我的反应不可思议，都说早死早了，免得每天忍受酷刑。我无法同意，仍希望奇迹出现。

我突然想起彼得·比伦贝格，他曾经提议伏击运送亚当去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的车子。他最后一次来办公室找我时，仍满怀希望，非常乐观。于是今天我便搭巴士去他在达勒姆的住处，结果来开门的女孩满脸狐疑地上下打量我，堵住门口，又什么都不肯说；只表示彼得不在，要隔一阵子才会回去。我感觉她并不信任我，有所隐瞒，便告诉她我是外交部的职员，曾经替冯·特罗特先生工作。她一听到这句话，表情立刻变了，走进屋里，换另外一个女孩出来。这个女孩比较友善；她告诉我彼得失踪了，也没去城外的工厂上班。我问他的地址，说我必须立刻跟他联络。她说她了解，但写信也没用，因为他收不到的；意味着他也被捕了。

我头晕目眩地离开，坐在人行道上等待回城的巴士，沮丧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不论我去找谁，似乎所有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了，真的是求告无门。现在他们逮捕的人只是密谋者的点头之交，或是碰巧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的同事而已。我并不知道彼得是不是真的参与了密谋，只知道他和亚当在哥廷根大学念书时，参加了同一个社团，而且是好朋友。即使就这么一点关系，也可能被拖累。